此时张作霖离京返奉，孙烈臣总督关内奉系军政，驻节天津。在张汉卿建议下调任郭松龄为华北军司令部总参谋长，按照西北人民军模式全权负责华北军整编、训练事宜，自己却利用少帅的身份，频繁接触北方的工商界人士，介绍东北的财政政策并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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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后世的经验，对外开放才是强国之路。而中国经过2000余年的封建时期，建立了完善且实力强大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数据、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自然经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就能够形成完备的体系并独立发展，成为民阀能够依省割据的经济因素。中国在当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大批具有浓厚自然经济特色的地主与绅商，他们的发展一般也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对全国性的市场没有足够的兴趣，并在势力范围内利用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辛亥革命时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国政府的土地改革与限制私人资本发展，采用支持当地实力派人物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与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当地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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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些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也只在本乡、本县、本省开办工厂，兴办实业，很少见到有跨省际的大公司。加之各地军阀纷争，安全因素不但成为商人远行的重要评估，也成为军阀为防止外来渗透而进行控制地封闭自治的一条诱因，如后来阎锡山在山西自造的小火车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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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济状况，虽然在后来的抗战中有有利的一面----各地受外界封锁影响较小，均可自行作战。也有不利的一面----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这种情况是张汉卿所不愿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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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东北新政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基础经济建设方面百废待兴，投资巨大。虽说这样的基础建设是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但是花钱如流水，非东北财政短期所能承受。还有政府兴建的国有厂矿，更是投资惊人，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成立2年来已发行了近5亿元的国债，尚不能满足急剧膨胀的财政投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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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倒是积极拉拢东北系的军政要员以加大日资的投入，但是与前世不同。眼看着奉系实力强大，张作霖对日本在家门口的经济投入非常敏感。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财经界要员坚持由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下属之企业占有企业控股权，日商可以出资获利，且在投资项目上作了种种限制。以张作霖之声望及影响，奉系政府对付日系经济渗透可谓滴水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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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秉承政府旨意，当然不会白白拿钱给东北政府发展经济。自1907年4月日本政府在大连建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来，这个会社不仅直接经营南满铁路，还是一个庞大的垄断企业，从事煤炭、木材、钢铁、化工、电力、航运、建筑、邮电、农场及文化教育。属下有大型企业80余家，1919年总投资额达3。7亿元。会社属下的兴农部农务课首先在南满铁路沿线公主岭、熊岳建农业试验场，又在开原、大屯设立豆圃，在大榆树、铁岭、郑家屯（今辽源）、海龙等地修渠平地，开辟大片水稻种植田。直接获利可行，为他人作嫁衣裳却不是日本人的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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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在日本所取得资金较少，向内地北方招商引资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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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北京、天津十里洋场，张汉卿风度翩翩，大展风姿。他大量接触北方工商界人士，介绍东北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以招商引资。既是交际，免不了要有为国牺牲色相、花前月下之举。因经常留连于戏院舞场，博得与袁克文（袁世凯子）、溥侗（清末帝溥仪族弟）、张伯驹（张镇芳子）并称“民国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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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东北工业建设的主要方向一是原材料开采，主要是采矿，当时的工业以煤矿为主燃料，所以煤产量可以看出工业化程度。虽然东北有较丰富的矿藏分布，但是到第二年末的1919年，东北煤炭产量才达为2000万吨，仅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1913年的水平（2130万吨）。另外是缺少比较专业的人才与设备，冶铁、炼钢与轧钢技术尚处在原始阶段，制约交通与军工的重大技术类像机车与汽车制造基本为零。张汉卿一想起他的奉军现在辎重运输还是主要靠骡马就郁闷不已，像作为奉军部队里师级主要支持火力的75毫米克虏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其在现代不算什么的重量（约1。4吨）即需6匹马的拉力，还有人力、炮弹、人及马匹给养的输送，这些都造成庞大的后勤困扰。如果采用机械式牵引，即会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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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强项在于轻工业，而张汉卿迫切需要的却是重工业的突破。一般而言，重工业的先进程度直接带来军事工业的变革。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用蒸汽机代替人力引起了划时代的进步，并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打败了二千年来一直雄居世界前列的中华满清帝国；日本明治维新全面西化，用欧洲先进技术倾国发展了大炮巨舰，两次打败世界大国（满清与俄国）而一跃“脱亚入欧”，成为亚洲公认的强国。按照张汉卿的思路，应该是先重工业后轻工业，这也是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依照苏联优先建立重工业布局的原因所在。不过再后来苏联穷兵黩武，虽然军事实力超出了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但是人民生活穷困，间接导致了国家的解体。张汉卿自然不会玩到这种程度，但是要想在东北占稳脚跟直至壮大，重工业却是不得不是首选。民间资本的实力或投资眼光，根本不会也不敢触及到这一块，而政府有需要，却没钱做太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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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北新政的重要补充，张汉卿的招商引资计划得到了众多的关注，但是真正敢于毅然投入巨资的倒没几个。东北目前最需要的是注入大量的资金，可是银行业巨头们对进入东北尚有疑虑。像修筑铁路、公路、港口、以后还有机场等设施，收回成本需较长的一段时间。东北目前日本人的势力很强，日本财阀把持着几乎全部工业生产，是否会造成行业竞争与冲突是个可预见的问题。加之民国时匪患严重，东北联省自治政府能否稳定地存在尚是个疑团。东北新政能否得到民国民间资本（主要是北方）的支持，政府的信誉与保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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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张作霖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因私自养兵事件被废黜隐居天津近2年，本以为张作霖会因自己离去而政事不畅，一直等待再得重用。此时见奉系实力如日中天，与自己同为士官派的韩麟春一跃而晋升上将，并成为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自己一向看不起的郭松龄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由少将而中将再上将，并成为节制关外奉军的华北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成为坐拥4个师的炙手可热的军政要员。而自己一贯的奉军总参议的头衔也让一个过气多年的蒋百里所夺走，自己在东北的影响似乎渐渐趋于平淡，非常焦急。终于撇下傲气，按捺不住主动面见张汉卿，愿以在津期间所结识的关系，指引张汉卿拜会北方财政界、实业界的领袖人物，以求再次晋身之阶。张汉卿素知杨之能，不计前嫌，欣然为他说情。张作霖也自觉离不开这位身边的“诸葛”，顺水推舟要求杨宇霆戴罪立功，办好张汉卿交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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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如蒙大赦，为少帅积极奔走，他推荐张汉卿拜会周学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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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曾是袁世凯内阁的财政部长与工艺局总办，目前任中国实业银行部经理，名下拥有15个企业，被北方工商业者奉为皋圭。他一生的闪光点便是成为民国初斯著名的“水泥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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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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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早已耳闻少帅之名，但“民国四公子之一”这个名只是风花雪月的名声，并没引起他半分重视。只是去年的“安蒙军”举国称赞的胜利，使他对这个年轻人有了些许尊敬，而不仅仅是看在“东北王”长公子的原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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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同于以往军阀骄横的态度，张汉卿对周学熙尊敬异常，尚未落座，张口便是“周老，学良冒访，只是请得到周老的协助，做几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周学熙是从商场政界熟透了的鬼精明，与其跟他拐弯抹角，不如直来直往要更有效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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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尽了主客之礼，方才乐呵呵地说：“周某只是一介商人，少帅掌有东北，可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能来寒舍做客，是老朽的荣幸。至于协助做所谓利国利民的大事，那未免抬举了。少帅如是军中缺少军饷，周某不才，年轻时也曾挣了些家私，捐助三、五十万还能勉强负担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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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朗笑着说：“周老把学良看成何等人物？学良虽然缺钱，却还不至于有打家劫舍的念头。奉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学良又怎会因区区三、五十万就坏了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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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心下惴惴，这少帅胃口挺大，话说得冠冕堂皇，看来今天是绝讨不了好了。他的实业半数在天津，此时奉军28师向北推进到廊坊----香河----宝坻一线，东北部与热河的16师在蓟县接壤，已完全控制天津和河北东北部，两天前奉军政府更明确将唐山和秦皇岛两地并入热河特别区组成热河省。这军阀征战之际，多少家破人亡！当下打了个哈哈，说：“奉军对百姓秋毫无犯，老朽虽远在津门也有所耳闻，不知少帅需要老朽做何事情，定当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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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说：“东北举各省自治联合政府之力，在各行各业都组建了行业协会，由政府主导以期实现实业兴国。因政府财力有限，亟需各方支持。无论民间个人或公司均可独立或合资兴办厂矿企业，政府予以保护。目前政府正逐渐放开对轻工业、农业、加工制造业的控制，鼓励游资加入。对新生或特殊行业，政府承诺3年内免税，并保证其持续经营。在锦州、奉天、抚顺、铁岭、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均规划了大规模的工业区，政府负责土地规划及交通附属设施的安排。我们还准备在天津和秦皇岛设立自由商阜，以使关内关外互通有无。这一切，需取得北方业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利用周老的影响力，加快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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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对东北新政也有耳闻，他也是热衷实业救国的忠实鼓吹者和身体力行者。在民国初期，军阀长年征战重税剥离以充军晌，各地路卡契税五花八门各逞私欲，地痞无赖欺骗讹诈无所不为，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官商勾结花样多端，普通工商业者、实业家们遇到的难处他是深深体会到的。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真的能像所宣称的那样鼓励竞争和行业发展吗？他有一丝欣喜，更多的还有疑虑：军阀已经根深蒂固了，即使东北政府高层有这种想法，执行人员能够完完整整自上而下落实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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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对周学熙的疑惑胸有成竹，他说：“政府当然会保证投资人的合法利益。各级政府都必须全力以赴满足投资人的正当权利。万一有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各地独立的法院和检察院均会对政府的不当行为进行制衡----顺便说一句，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立法、司法与行政是相互独立和制约的。东北人民党另有统战部负责沟通投资人与政府各层之间的联系，可以负责地讲，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官员比起中国其它地方的官员要好得多，我们对于政府人员贪污受贿等吃、拿、卡、要行为的查处是非常严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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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话锋一转：“至于外界所担忧的安全问题，东北的匪患基本上在主要城市已经绝迹了，我们给予无地人员无偿划分土地的土改解散并稳定了绝大部分土匪，真正铁下心来做土匪的目前被驱赶在边远地带，剿匪行动还在持续进行。至于其它国家的商人，我们一视同仁，但绝不会崇洋媚外。所有外国人在东北，均需遵守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法律，有违反者严惩不怠。刚获电悉，昨天还有两个日本浪人在奉天侮辱我华人被我当地警察当场击毙。奉军已改编了30万人的精锐，完全可以保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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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学熙的引见下，一大批北方的民国实业家纷纷聚集到少帅周围，像时任财政委员、民族工商业家北方代表周叔弢，创办天津永利、久大、黄海三家化学公司的实业家范旭东，天津监业银行经理、董事长张振芳等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短短几天，新成立的东北工商银行天津分行共吸纳存款及入股方准备金达4000多万元，各工商人士竟共认购了约11000万元的为期两年的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国债券，这是张汉卿及东北联省自治政府高层所始料未及和不敢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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