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甘失败，图谋着更大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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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情局”负责东北三省的军情二处驻哈尔滨情报科长何宝珊得到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信息。他的高级情报员郁汝润敏锐地注意到日本驻哈尔滨司令部里一个陌生的人物。这个人身着很普通的狗皮帽，一身粗布衣裳，乍一看，和一般东北老百姓没什么分别。但是一个普通人怎会进入到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里？经过一番周折，郁汝润终于得知这个不普通的“普通人”的来历：他是蒙古活佛派往哈尔滨向日人求械的代表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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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自对抗“安蒙军”失利以来，就被软禁起来。蒙古土地改革后，其它各要员或是处决或是被流放，分裂势力大伤元气。然而自“安蒙军”一部出兵甘肃，北边白俄势力又乘隙而入后，库伦城中兵力大减，加上政府正全力进行蒙古建设，对隐藏起来的蒙人黑暗势力打击不深，使得这些人又死灰复燃。加上土地改革使得大部分旧上层人士失去了往昔的荣耀和宝贵，以前喀尔喀盟长、副将军何贝及其2个台吉为首的旧有势力，暗中串通札萨克图汗部、三音诺颜汗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等对现政不满的官员，通过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达喇嘛与活佛联络上，以蒙古森林、矿产为抵押，向日本借贷款以购买武器起事。这个巴桑就是活佛亲派的代表，他于9月2日经海拉尔至哈尔滨，受到了日军哈尔滨司令吉野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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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伦驻军也发现了一些苗头，9月13日，一小撮失去了土地的原蒙古贵族组成流民军，在库伦车站、省政府、省警察厅暴动，打、砸、抢、烧无所不为。“安蒙军”总司令戢翼翘及时予以镇压，在打死数人、关押十数人后，骚乱被平服。当时都以为这不过是一起不满现状的人员骚乱而已，在对为首的数人予以严重处理后，蒙古警察厅释放了余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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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俄军队的压力下，日军被迫于9月17日宣布从伯力撤军，从而失去了在远东威胁奉系背后的一块根据地。其后，以张汉卿为代表的奉军华北军政人员于25日接收了俄国在天津的租界，成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收复的第一块租界，全国为之欢呼，奉系凝聚力空前巨大。接着苏俄二次对华宣言，声言八事：废除帝俄旧约，交还各种权利，恢复商务，取缔旧党，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交还中东铁路，互派外交官。在次日接收汉口租界时，日本政府和美、英、法政府一道，违心地照会中华民国外交部，重申“殷望早日完成中国统一，届时新银行团将予以协助”云云。奉系背靠着渐渐强大的苏俄，开始有步骤地对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进行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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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政府来说，蒙古内乱是个绝好的机会：借着保护侨民及经济利益的借口，日本兵又可以在东北至蒙古的西北方向打开缺口。因此日本政府指示哈尔滨日军司令官，于10月2日召开军人会议，商议外蒙借款购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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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吉野司令官考虑如何才能将这批价值600万日元的巨款的军火经过奉系控制区运抵蒙古时，忽然接到国内传来的紧急电令：全部关东军进入战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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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朝鲜自日占以来，一部分爱国志士遣入东北，组成朝鲜革命党谋图复国。在中朝边境的吉林晖春县，朝鲜革命党人朴东明、金永植等联络俄过激党及胡匪攻破县城，焚毁日本领事馆，杀死日人11、日警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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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发表出兵晖春声明书。在声明书中，日本只认晖春事件为胡匪所致，避而不谈朝鲜革命党事实。张作相奉命派兵入晖春，以免日人借此事件由北部进入东北腹地，威胁安全。民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抗议，日本不理会，10月9日，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日政府决续派兵赴珲春龙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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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驻哈尔滨司令官吉野趁此时以远东战事未消，欲以撤侨为名，将满载一列军火从哈尔滨起程，沿北满铁路押运至满洲里。这批军火共计长、短枪2000支，机关枪100挺，迫击炮30门，炮弹1500门，子弹10万发及电台2部，由日军第2联队第3中队长鸠山武夫负责，跟车日军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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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情局”早已严密监视。接到消息，东北边防军第30师于珍部早已派一部刘多荃团长于满洲里车站严阵以待。天黑时，负责接应的前喀尔喀盟左台吉拉其格出动手下，用近30辆马车分批转移这批军火。拉其格用撇脚的日语对鸠山武夫说：“少佐阁下，我奉大蒙古国活佛的法旨接收这批军火。愿大蒙古国与大日本帝国共结盟好。”他看着手中的真枪实弹，满心欢喜地说：“有了这些东西，我大蒙古复国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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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山武夫轻笑着说：“祝愿阁下旗开得胜。”然后突然变了脸色，大喊说：“敌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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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时已晚，数不清的东北军人冲出夜幕，将两方全部人马围住。拉其格面如土色，一屁股坐在地上，刚才耀武扬威的劲头转瞬间便飞到九宵云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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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山武夫身负使命，见此次任务已无法完成，不甘束手就擒，他拔出手中指挥刀，嚎叫着奔向列车门，一边用日语向日军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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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多荃大怒，虽然听不懂日军指挥官到底是何命令，眼见胜利的天平已不可逆转地指向了奉军，要是日军据守车厢，满是军火的列车就象一个大炸弹。消灭全部日军不是问题，要是列车炸了，这一趟功不抵过。他一枪击毙了鸠山武夫，一边大喊着：“杀光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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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东北耀武扬威多年，东北军都憋着一口气。此刻听令个个争先恐后，于是枪声大作，十几个日本兵的身上如同筛子般遍是枪眼，死在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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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日军勾结蒙人，以军火资助其图谋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之事件，日本驻关东军总司令部矢口否认。张作霖即日以蒙疆经略使的名义通告各国公使，任何人以外蒙林矿抵押贷款均无效。蒙古省政府王树翰省长电请中央，要求惩办私借日款之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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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图分裂之蒙古见王公劣迹已现，不得不铤而走险。以前王族势力代表博克多格为首脑、“外务部长”隆奇格、前“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喀尔喀盟盟长副将军何贝等一批残余分子纠集三千蒙人，拥戴活佛向恰克图进发，意图两面夹攻打开白俄恩琴进军库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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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虽然知道此时蒙古驻军兵精粮足，胜券在握，但深知此役为史上蒙古最终独立之前兆，不敢怠慢，电令华北军张景惠部准备北上援助，以防事变。一边电令戢翼翘“对此叛国分裂之跳梁小丑，应集中优势兵力，以最大火力消灭其主力，务要全歼，不使漏网。冀希望此役平定蒙古分裂源头，永保我北方疆域安宁。”并电令驻张桓（张家口）之张景惠第16师严阵以待，静观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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戢翼翘一边令恰克图守军固守，一边以2个骑兵旅从左右掩盖，亲率“安蒙军”主力旅攻击前进，将敌军围在从库伦到恰克图之间狭长的山谷中。激战数小时，蒙古分裂军伤亡大半，余部乞降。“安蒙军“俘虏了哲布丹尊巴活佛以下近千人，浩浩荡荡押回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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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极端痛恨这些引狼入室、为利益不惜为虎作伥的汉奸、蒙奸，在知晓战况的次日，即以西北军总司令的名义给戢翼翘发电：“对叛乱之各人等，当以分裂国家之重罪，明正典刑，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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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讯，各人对意图反叛之事供认不讳。10月15日，蒙古省军政委员会以叛国罪将所俘千人枪决于狼居胥山下，并树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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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问题上，意见纷纭。中央政府、张作霖均来电询问张汉卿之态度，隐约有活佛影响很大，宜妥善处理为要的想法。张汉卿不为所动，坚要处死。他于次日通电全国，表明立场：“凡分裂我领土者，国人皆可日杀。彼哲布丹尊巴曾贵为蒙人精神领袖，然不思为蒙人谋福利，却屡为屑小所乘，更有甚者，以出卖蒙古重大利益、分裂国家为代价，决图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天幸我中华不灭，人心思统，兵祸寻平。此一事件或可给国人一个警醒：中国虽大，容不下一处分裂。法律无情，人人平等。张汉卿为国家民族计，坚请中央撤销其一切称号，明令处决，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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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已天下皆知，举世震惊。时英、日政府均向靳云鹏政府施压，要求赦免哲布丹尊巴活佛。英人以西藏活佛事，恐开先例；日本则忌惮蒙古活佛既灭，断其一爪。然而张汉卿不为所动，命令戢翼翘立即处决之，并公告全蒙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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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既已伏法，日军西进的梦想破灭，且白白丢失了巨额和大量军械，反便宜了奉军。于是抓住“晖春事件”不放，以设法在东北部契下钉子。然而张作霖已非昔日仰仗日人鼻息的“东北王”，在事关大本营安危之事上寸步不让。双方陆续派兵至此，一时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会聚了大批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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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知道虽然奉军可以一战而败目前的关东军，但是日本无疑不能忍受事关荣誉的失败，必然会以全面进攻来挽回面子。以目前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刚刚起步的奉系无疑不能承担大规模的战争的损失----即使是惨胜，也无法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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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北方传来的消息，乘直系在奉、日两军对峙，吴佩孚认为此时是发展势力的天赐良机，10月17日要求中央任命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锳为第23、24、25、26各师师长，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为第12、13、14、15混成旅旅长。这样连同冯玉祥的11师及起家的第3师，吴佩孚一下子扩充到了6个师、4个混成旅（独立旅）近15万人的庞大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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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是当然的，但是也不至于因此为他人作嫁衣裳。凭心而论，张汉卿也有些理解正史上老蒋为什么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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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本此时国内正承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估计也没有大打的信心吧。不然，以日军的习性，怎能容忍小小的“支那”人对“皇军”的公然蔑视？既然如此，何不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此事件体面结束？----谁叫自己实力太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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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战争，直胜皖败。日本原来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势，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国就必须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日本有人认为：“但至少今天的形势最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是张作霖。正如传说的那样，张作霖如果和广东的孙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应，打倒吴佩孚，中国的统一大业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日本内阁首相原敬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地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看好张作霖，是想通过支持他，得到在华的最大利益。他们认为把张作霖作为自己新的侵华工具是最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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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晖春事件”让日本政府骑虎难下：进，师出无名。一旦事有不谐，东北的利益尽失，日本尚未做好全面进攻中国的准备；退，则影响日本好不容易得到的亚洲强国名声，为国内民众所不允。此一时刻，日本人亟需一个台阶，既解当前危机，又不失“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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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协约国的身份参加了战争。大战使日本大发战争财，从而使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1918年工业产值上升为56。8%，农业则下降到35。1%，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在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上，轻工业仍占优势地位。由于造船、机械、化学等工业发展，重化工业的比例也日益扩大。战争带来的景气也必然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1920年以东京、大阪两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标志，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开始了。在危机中，政府不是对财界进行彻底的整顿，而是实行过于庞大的救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从1920年2月开始，东京大阪组合银行的贷款额开始超过存款额，并呈逐月上升之势。政府这样做虽然挽救了一批濒于破产的企业，但也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且，国内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却举步维艰，给日本企业主要是竞争力弱的中小企业造成普遍的打击，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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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张汉卿洞晓形势，也愿意用这难得的好时机致力于发展经济，在亲返奉天与张作霖充分沟通后，张作霖在《奉天日报》上以“国统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文章，极力强调亲日外交的必要性。11月，张作霖派国务院参议于冲汉赴日去搞亲善活动，12月回到奉天。于冲汉曾游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次是以张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间，于会见了原田首相、上原参谋长、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日本政界要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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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于冲汉此次赴日，张作霖在于奉天接见日本记者时说道：“最近赴日的国务院参议于冲汉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收到中日友好的成果，相互坦率地交换意见，以求取日本政府（在晖春事件上）的谅解。于冲汉之赴日表面上虽系作为北京政府的代表，但实际是代表我而赴日的。使命的大部分是与东三省有关，使之与日本政府交涉，其内容不便说明。”据说，于冲汉在日的活动有一些是秘密进行的。总之，张作霖看起来好像将自己绑在日本的战车上，希图取得日本的大力支持，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然而，日本人也深知，“吝啬的张作霖一切都从利弊得失出发，有伸缩性的亲日论这是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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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经此一事，日本人也摸到了张作霖的底牌，在与他打交道时，也不敢轻易触到张大帅的“虎须”。在象征性地表明日本的立场后，于11月18日，日使小幡照会外交部，答允撤退珲春日军，于是“晖春事件”得到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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