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想去苏联由时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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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前生90年代初期，他曾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夜之间解体而唏吁。作为历史的忠实爱好者，他也曾努力就所知的资料来解释其深刻的原因和必然性。这个庞大的帝国，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作为抵抗超级大国美国的坚强力量，是如何从贫穷、落后与纷争中一步步岷起，又一步步走向衰弱及没落的，是他在前生难以置信的谜。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大肃反运动，以及由此而诞生的现代历史上社会主义第一个强权的领导人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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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张汉卿是以中华民国政府张作霖执政的私人代表兼全权处理对苏关系的身份去苏联的。其成行的主要目的，一是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伟大导师列宁的葬礼，二是探讨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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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1日莫斯科时间18时50分，列宁在戈尔基村去世，终年53岁。有90余万人出席追悼大会时瞻仰了列宁的遗体并默哀。视列宁为良师益友的中华民国原广州革命政府领导人、国民党总理、中华民国交通委员会主席孙中山闻讯后致悼词：“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敌其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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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是不能无视这一在目前还是中华民国背后稳定靠山的大国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的。虽然中苏关系在正史上有诸多波折，但在当前，在防范日本对远东地区的侵略上，苏联的力量不可小觑。如何有效利用这种关系，特别在列宁逝世后，是摆在人民党面前的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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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张汉卿专列抵达满洲里，换乘苏联远东大铁路(宽轨)之专用机车赴莫斯科。同行的人员有外交委员会主席莫德惠、即将赴北京任职的蒋百里、以及负责财经工作的刘尚清等人民党军政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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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N次加煤、加水，眼前飞过无数块飞地、河流、山脉，看着似乎无边无际的大森林，张汉卿想到这些在几十年前或百年前都还是中国的领土，心中埋藏多年的心愿渐渐浮上心头----他不由得在内心疾呼：“中国呀中国，你何时才能强大起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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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6位领导人分别接见了张汉卿。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铬印的人物中，张汉卿特别关注斯大林。当时他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共同为苏共最具权力的6个人，但是尚未体现出远超越他人的力量。虽然他作为苏共中央的总书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不为列宁看好，所以在接替列宁地位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诸人中，他最不被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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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斯大林的看法是“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由于同期列宁和斯大林在关于外贸垄断和格鲁吉亚事件问题上发生争执，1923年1月4日，列宁又为他的口授记录作了一个补充，是专门针对斯大林的：“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chan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1923年3月5日，列宁得知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被斯大林辱骂和恐吓后十分愤怒，向斯大林提出绝交。斯大林向列宁道歉，最终事情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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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事件，使人民党内高层及熟悉苏联事务的外交官们也曾经对谁最终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争论不休，然而令人民党同仁大跌眼镜的是，张汉卿主席直截了当地认为斯大林最终将成为主宰苏联的政局。他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此次赴苏，所谈的对苏关系，一是表明我国与苏联两国两党之间的长期友好姿态，保障边界和睦，另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坚定不移地表明拥护斯大林的态度，以使我们在与苏联的交好中能够得到其更多的青睐和支持，这些在中国未来的建设和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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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治局委员们对张汉卿一行的到来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处在巨大悲痛中的苏联人民也对来自东方邻国的示好表示了极大的好感。从十月革命起苏维埃政权便被世界孤立，只有这位中国的传奇少帅力排众议，率先在东北以地方自治的名义承认了苏联并表达了友善，并在入主中国后率先与苏联互派了大使，使苏联有了第一个盟友，尽管这个盟友暂时还不是很强大，而且信奉的是有一定区别于的“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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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到1925年的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是苏联现代工业还比较落后，钢铁、电力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汽车、飞机制造、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发电站、自动生产线设备）等等最新的大工业几乎一片空白。20世纪2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各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都达到或超过一战前水平。尤其是美国经济空前繁荣，一些欧美经济学家称资本主义已消灭了贫困，空前的繁荣让他们充满信心，并继续封锁苏联经济，苏联成为红色孤岛。更加严重的是苏联缺乏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劳动者的素质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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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到了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来完成。如果遇到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苏联当时的工业水平和生产能力是不能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列宁在世时，即酝酿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建设，在当时，苏联正构想着历史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特别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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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动示好，苏联如今可以缓口气，而不用过于担心来自东方的威胁而陷入两面夹攻的不利局面了。作为处在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中的苏联来说，也亟需要有友情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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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二十天里，张汉卿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2次对外平等的条约。双方约定：互相不以对方为敌意国，不利用自身领土给敌对方提供方便，在国际活动中互通有无，不与第三国签订任何有损于双边关系、主权或领土完整的盟约，尊重双方的国家制度、行政、外交独立，双方军队均从漫长的边界线后撤50公里，未经知会不在边界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国继续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为交换，取得苏联在机车、冶金、轻重工业、炼油、军工、炼钢、飞机、船舶制造等行业的机器和专家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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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主义的大旗下，苏联也希望中国是一个最终将日本、欧美势力逐出远东的强大的国家。还在人民军占据陕西之际，莫斯科就认为这支力量能够团结中国大众，统一国家，因此一度向张汉卿所在的人民党控制下的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大约30架R-1侦察飞机，而且还在苏联境内培训人民党飞行员。在自身由于1921年的大饥荒尚未恢复元气的情况下，以粮易物是两利的事情，所以苏联政府很爽快地答应了张汉卿提出的各项援助要求。在此条约签署后，中苏互派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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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签订日期是15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考虑到苏德在将来发生的大战。在中国强大后，最有可能收复领土的应该也就是这个时候----根据历史走势，那时苏联自顾不暇，中国恢复对远东的控制成为可能。只要中国没有被削弱，丢失远东的苏联不大有能力再与另一大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对它不利。再以后一旦核武器时代来临，再收复领土便困难重重、几乎成为不可能了。可以想象21世纪的中国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后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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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张汉卿以人民党和人民军高层的身份访苏是另有一番考虑。作为一个穿越的现代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西方尤其是西欧的人民，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恐惧是多么强烈。在经历从1918到1922年长达4年的武装干涉后，西方普遍对苏联进行了武器禁运和经济封锁，当然更害怕一个同样性质的制度蔓延到人数众多的中国。一个有着近西方资本广义制度的三权分立的中国更符合他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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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事实上一党专政的人民党政府来说，其国家的行政控制方式与苏共有着惊人的类似：工业高度国家化与国家分配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拷贝----其实在张汉卿主导下的行政管理方式始终无法脱离后世二十余年长期的政治生活所给予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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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联则重视利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主要在华既得利益的协约国的矛盾，争取从外交上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加强中苏多方面合作，以阻止中国被拉入西方反苏阵营。北方政策（即对苏政策）在张汉卿的外交总战略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出于复兴中国的种种现实需要，他始终无法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和苏联的合作关系。张汉卿不盲目追随当时国内全然倒向北方或倒向西方的不理智认识，他认为：“亲西反俄或亲俄反西方都会有危险。”“单方面联盟可能会卷入一场战争。”“放弃与莫斯科的联系是愚蠢的。”“始终存在的西方国家对危险的中苏政治上一致的想象，对中国来讲是一笔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资产。”他认为，中国必须利用西方战胜国与东方苏联的矛盾，利用对苏关系这张王牌来刺激和对付西方，加强对英、美、法等协约国和日本的抗衡力量。况且中国在经济、军事上都需要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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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中苏签定的和平条约就让东方西方都感受到这种“平衡”的制约，其后他更把条约的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要在北方和西方间圆滑地周旋，充分利用协约国和苏联的矛盾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利益，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作用。中国既与北方结盟，又与西方结盟——双方都需要它。张汉卿的“在双方之间保持平衡”政策的实施不仅使两国保持了良好正常的外交关系，客观上也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的独立性，并从而使在华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未能像正史上那样严苛，中国进入了一个各方都“小心翼翼呵护”的时期，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时间，进而维护了亚洲的和平和稳定。有签于此，在《中华民国史----少帅执政前十年之战略研究》在评价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时，张汉卿当之无愧地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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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首先与人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外资关系后，美国、英国、法国及日本等主要大国先后发表宣言，承认中国主权独立地位。虽然都只是一纸声明，但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来说，其意义不啻于初生婴儿的一声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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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经济协议的首项事宜便是张汉卿最得意的玉门油田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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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油田位于甘肃玉门市境内，总面积114。37平方公里。正史上于1939年投入开发，1959年生产原油曾达到140。29万吨，占当年全国原油产量的50。9%。创造了70年代60万吨稳产10年和80年代50万吨稳产10年的优异成绩。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1995年年产原油4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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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这个产量是不起眼，但是在轮船、机车以煤炭为主体的20年代的工业社会中，石油的用途并没有明显地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过来人的张汉卿是知道石油的巨大用处的，他也是知道中国在后来的石油储量分布的。占有前三大油田的大庆、胜利、辽河都在东北、华北，其实以玉门油田的产量只算一个大庆油田的百一，不过因为其在中国石油发展历程上的历史意义，又处在大西北，因此特别让张汉卿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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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当时日本90%以上的石油依赖美国进口，在依赖飞机军舰坦克的现代化战争中，只要美国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必然陷入不战自败的困境。据近年的一些资料显示，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在1920年代就发现了中国的大庆油田。但美国政府却不让美孚公司公布这个发现，反而让美孚公司对外宣称在中国东北没有找到石油，还装模作样地提出一个“中国贫油论”的理论，把中国的石油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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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为了摆脱石油被别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国东北勘探寻找石油，但凡是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们相信在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真的没有石油。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人会骗他们，真相信了“中国贫油论”，没有继续在东北勘探石油。如果日本人发现了中国东北的大庆油田，日本也很可能不会因为美国禁运石油而去偷袭珍珠港，世界历史真的可能就要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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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玉门油田的产量是很低的，且不谈位列三甲的东北、华北等地，地处西北的新疆也有更大量的油田，像克拉玛依、塔里木、土哈等都是中国在现代都算得上的大油田。之所以不去开发它们，倒不是张汉卿不知道，而是中国的石油工业才刚起步，没有大规模开采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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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自然也不会傻到自已将东北有大油田的事自己先捅出去，目前工业发展还用不着这么多的石油。作为耗油大户的汽车尚没有大规模使用石油，连煤炭的开发使用只是开了简单的零头。在此情况下，冒然开发一个大油田基本没什么市场，反而让日本国内有了继续“北上”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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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这种形势下，通过国家的示强，且让日本感觉到其在东北没有什么油水可捞，或可暂时缓解其在中国的觎觑之心（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中日这一仗是不可避免的），给中国发展留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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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汽车的即将规模使用，张汉卿还计划进行拖拉机的大量研制和普及，开发油田势在必行。但是中国目前尚缺乏钻井的技术，苏联的帮助，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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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油田处在甘肃境内，即将开通的陇海线及计划中的兰新线可以方便地与苏联互通有无，方便地取得技术支持。而且玉门地处内陆，即使最后形成规模生产，日本也无法将其势力伸进边远的大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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