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诗华终于明白农民为什么那么显老，五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倒像七十岁。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农民是那么辛苦，没有保障。他们一年忙到头，起早贪黑，风吹日晒，累死累活，收入却极为有限。

他们白天吃三四餐粥晚上吃一餐饭，勉强裹腹，根本谈不上营养，繁重的劳动不但透支了他们的体力，更透支了他们的健康。孩子从小就得帮大人做繁重的家务活、干农活，起得早、睡得晚。他们由于睡眼不足，再加上营养不良，个子普遍偏矮。像犯罪嫌疑人李官胜这样身高差不多有一米七的，赵诗华在村中没有见到过一个。

医疗条件根本就谈不上。这个村子所在的良田乡是十几年前从环城镇分出来的，堂堂一个乡，连家公办的卫生所都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这个大队设有一个卫生室，配有两个乡村医生和一个女护士。

大队改成村民委员会后，卫生室被撤销了，三个医务人员被遣散回家，老的那个乡村医生靠着儿子颐养天年，年轻的那个就在家里开了一家杂货铺谋生，护士则嫁人远走他乡。杂货铺一般同时也是药店，不但卖杂货，同时还卖药品。这样的杂货铺一般一个村有一两家。

为了省钱，农妇生孩子通常不去医院。她们像数百年来的前辈一样，由村里有经验的妇女担任接生婆帮助接生。一个村里都会有两三个这样的接生婆，她们虽然没有经过什么培训，但都已经生过三四个孩子，而且胆大心细，又机智果断。如果遇到难产，接生婆就无能为力了，产妇家只能借钱咬着牙将产妇送去医院了。此时，母子两个的死活在很大程度上就得靠天公（老天爷）的恩赐了，看看产妇是不是能及时被送到医院，她能不能撑得住。

同样，为了省钱，农民生病了，一般是小病拖一拖、大病挨一挨，实在顶不住了就到附近的杂货铺买药吃吃，极少有去医院看病的。他们买药就像买盐一样。他们买的药通常就是杂货铺老板推荐的那些，像清凉油、土霉素、云香精、维生素、大黄片、牛黄解毒片、感冒灵、速效伤风胶囊之类的药品，价格低得可疑，也不知道是真药还是假药。病人吃了几天药不见好的，杂货铺老板也敢给病人肌肉注射甚至打吊针。如果病人吃了药后仍然不幸死去，那也是命中注定，谁都不会怨天尤人。有些人生病了，不是去找医生或者买药治病，而是先去问算命的仙公儿、仙婆儿。

当然，良田圩里有好几家私人开设的诊所（现在都更名为医院了），但收费自然要比杂货铺高得多，主要是为出去打工的青壮年等人服务的。他们多少都挣了一点钱回来，对生命和健康就看得比较重些，也只有他们才舍得送老婆去那里生孩子，老婆生下孩子后还要留医观察两三天。这样一来，生一个孩子就要使去一千多元钱，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工资。

赵诗华曾经听到一个刚做了父亲的后生仔说：“现在是没有钱就没有命，没有钱就没有健康。” 据医生说，他的儿子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被脐带绕颈五圈，如果他的老婆不是在医院里而是在家里生产，估计母子两个都很成问题。

在这种医疗条件下，发生在2003年年底的那起乡村医生用锈迹斑斑的菜刀为孕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事件就在所难免了。如果那个乡村医生不出诊，孕妇和她腹中的胎儿必死无疑。结果她出诊了，却只救回了婴儿，反而被判了个“非法行医”的罪名。抢救一名难产的孕产妇本来就不是一个没有行医执照的乡村医生的职责。

当赵诗华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婴儿的父亲讲述乡村医生如何使用那把锈迹斑斑的菜刀在他老婆的肚子上一刀一刀地割过时，她觉得那把锈迹斑斑的菜刀同时在宰割着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们的神经。

人口多田地少，种养没有什么前途，适逢城市里的私人工厂在不断地招工，年轻力壮的村民带着未婚证或者计生证，想方设法到城市里打工；人到中年的村民没有什么可塑性，只能拖家带口地到那些城市的郊区去租地种菜；村中剩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子，就连稍大一些的孩子也出去打工了。由于留在村中耕种的人较少，很多田地都丢空（撂荒）了。而外出打工的村民又未必都能拿到自己的血汗钱，有些人辛辛苦苦地打了一年工，所得到的报酬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租地种菜的村民开始时要比打工的村民好些。他们虽然一天在田地里泡十几个小时，也遇到过卖菜收到假钱和菜卖不出去的情况，但基本上都可以多种多收，比在家里耕田养蚕好得多。可是，由于他们一年到头都泡在水里，种了七八年菜之后，个个都落下周身骨头痛的毛病，每次回家都要配一些中草药带两三斤三花酒去备用。

作者题外话：朋友们，新年好！

感谢你们的厚爱，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谢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