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夜晚，我第一次反省了送晓米出国究竟是对还是错。

想想，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承受了多少埋怨。

几乎我为晓米所做过的任何决定，都招致过无数的指责。

从三岁送晓米上保育院，到高中留她在自家开办的私立职高，最后是到倾其所有的把她送往遥远的天涯彼岸。

几乎都在所有爱着我们，同时又被我们所爱着的亲人或者友人的批评中进行。

我没有后悔过，也没有想要去给别人做不必要的解说。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爱我的女儿，用适合她的方式。

起码，在我到达加拿大之前，我以为是适合她的方式。

我始终记得在第一次被美领馆拒签的回程路上， 晓米对我说的那句话。

晓米说：妈妈，我不甘心！

那一刻，注视着晓米伤痛的眼神，我无言的握住她的右手。紧紧的握着晓米的手，捏着她柔软的手掌上面最小的那根手指头，我在心里默默地承诺：晓米，我们绝不放弃！

于是开始了跋涉。

就在那天傍晚，下车回家拿了点衣物和钱，我们返身又登上了去省城的长途客车。第二天大早，我们又站在了等候进入美领馆的队列中。虽然结果早在意料之中，我还是深深的自豪和欣慰。

我自豪晓米能够在签证官面前忍住眼泪，用流利的英语告诉她：我还会再来的。

我欣慰签证官最后给晓米指明了一条希望之路。她说：那就回去考一个好的托福成绩吧。

所以，我从不认为有什么努力是白白付出的。

因为，我们起码知道了应该怎样开始。

知道了该怎样开始，却还是不知道如何进行。

在上个世纪的末期，我们所处的城市还鲜有这种理念，更鲜有相关的机构。

没有人能够给予我们更正确的指引，我们无从寻找捷径。

我给晓米选择了一条背水一战的道路。

我让晓米放弃了学业，去了遥远的南方。

在南方的一所大学里，有晓米学业优异的姐姐。我认定，去到她那里，会对晓米有所帮助。

十七岁的晓米第一次离开家，离开妈妈。

晓米后来写信告诉我，说她一路哭得唏哩哗啦。说想家想妈妈，甚至想常在咱们家附近游荡着吓唬人的，那个疯颠肮脏的王二小。

晓米在南方，在姐姐身边呆了两个月，两个月让我认识到继续留她在南方将是个错误。

于是晓米被招回，回来继续读书，却多了一项任务：我让她姐姐给她买了一套四本，厚厚的大学英语四级教本。我要求晓米用三个月时间把它们通览一遍，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要进入我们省城最高学府C大开办的托福培训班，最起码要具备大学英语四级水平。否则，你入不了它的门槛。

这次，我又请了同样是我们城市最高学府，最资深的教授；前英语系主任L，做晓米的特聘家教。

L是最初为晓米授课的罗老师的导师。他同样每周为晓米专门上课两个小时，具体内容仍然是检查她过去一周的进展，布置下一周的进度。

三个月以后，C大托福培训班的资格考试如期进行。

我忐忑不安的等候在考场外，几十个考区壁垒森严而壮观。

我第一次知道，在我们这个远离首都的偏远省城，也有如此庞大的一支队伍，在为着进军彼岸而奋斗。

我忐忑不安的是，我看到所有的考生都显得比晓米有底气，有优越感。

但是在公布成绩和录取名单的时候，晓米让她的妈妈又一次欣慰和自豪了。

和晓米同时站在招生办老师跟前的五个人中，她是俩名被录取的其中一名。而落榜的那三名，都属大学早已毕业，也有在执教着英语专业。

晓米，却不过一名职高二年纪的学生，浏览大学英语四级范本，也只给了她三个月的课余时间。

晓米一直也在尽力。

后来，我们又走过了多远的路呢，晓米？

半年以后，晓米的第一次的托福成绩出来了；刚够美国普通大学的录取线；

又过去半年以后，第二次的托福成绩出来，刚够美国重点大学的录取线；

而这样的成绩，根本就不能被见惯了中国考生令人吃惊的高分的美国领事馆签证官员有兴趣一顾。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美国政府几乎不会给予中国的中学生直接申请美国大学的准签名额。即使有家庭巨富的小留学生去到了美国，在高中毕业后，也必须返回中国，重新申请签证。而那个时候能获得签证的几率，就微乎其微了。

中学生申请美国大学，除开家庭巨富，还有一种情况可能获得签证，那就是你能够证明自己的确特别优异，比如有国家级获奖证书或者相等级别的专利发明证书。然而，能够如此证明自己的中学生又数得出几人呢？

因为无知，我们走了太远的弯路。

但是，曙光还是在遥遥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我们毕竟在一步一步的接近目的地。

从进入C大出国人员培训部开办的托福班，到去往以一句澎湃热血的口号：“只要相信自己，人生必将辉煌。”而吸引了千万里我追寻你的，梦想着彼岸的无数学子，从全国四面八方，象当年有志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般的满怀着希望，奔赴了坐落在北京西郊的“新东方”。

也有过病急乱投医的教训。

在我们城市外事办主任的引荐下，我们把希望和信任交付给了在省城的，当时唯一一家外籍学校的董事长。

看见他与市长省长，与美领馆驻华大使的亲密合影，看见他赫赫冠以的“美国太平洋大学中国分校”校牌，看见他手下为数不小的金发碧眼的外教，我们没有理由有太多的疑虑（事实上我和他一接触就有所疑虑，只是，我们太需要一条捷径了）。

但是我们还是被欺骗了。在把两万五千美金折合当时人民币二十多万的现金交到他手里时，他用自己的签字笔在一张有着他学校抬头的便签上给我们写下了收条，后来在我的要求下才去加盖了个学校的公章。

他承诺一个月之内会把晓米加在他的“夏威夷夏令营”的学生行列中，先进入美国；再办理申请学校的手续。

他说他向我们收取的是校方需要的保证金。

又是半年过去，骗局日渐破晓。

通过相关报道，我知道了与我们有着相似遭遇的数名学生和家长愤而将学校告上了法庭，虽然胜诉，却因为找不到当事者而讨钱无门。

我没有诉诸公堂，但想过要绑架这位打着外商旗号在我们国家招摇行骗的家伙。

问题是他很警觉。

他把自己的学校交给中方合作者去管理，自己却从来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这些管理者声称从没直接参与过他的交易，所以，多数受骗的家长和学生冤无头债无主。

但是我不信邪。

我设法把他的两名执行校长请到茶楼，我请他们喝茶，我要求 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董事长跟前就算完事。

他们一男一女，都真切地表达出对我们所遭遇的同情，却同时满脸真诚与无辜的告诉我，说：可是我们也很久没有董事长的消息。

我问他们，换做你们是我，你们会相信这样的答复吗？

他们不再答复。

我指着茶楼的大门，对两位校长说：那就没你们什么事了，你们想走的话，请便就是了。我说：我没有想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绑架。不过，走之前请听清楚我一句话：走出这个大门，你们明天就不用去学校上班了，因为你们一定进不了学校的大门。

你们会认为我是在威胁吗？

我平静的注视着他们的眼睛。

我一字一句的告诉他们说：我的钱肯定远远没有你们的零头多，我把全部的钱拿来交付给你们，是相信你们能够帮助我的孩子获得一个机会。

我说：我很痛心我被欺骗了。

我说：但是天并没因此跨塌。现在我就当自己从没有过这笔钱。可是我要阻止骗人的行经，我会让你们的每一个学生家长知道你们在为一个国际骗子做着帮凶，我会让众多的新闻媒体来共同关注这件事情的背景，我会让这个学校的既得利益者都露出脸孔――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我会坚持到底。我说。

我的语态平和，却十分笃定。

两位校长没有离座，稍后便开始和我就还钱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办法进行了讨论。

半个月后，我交付给那位董事长的钱全数回到了我的手中。我同时还欣慰地获知，省教委已经组织专门小组在调查处理这件事情，并责令该校限时还清所有留学中介债款。

需要提及的是，在我说这些以上所有的话的时候，我请了我的两个朋友坐在我的左右。一男一女，男的膘壮，女的冷傲。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两位校长被威慑的因素之一。

通过那次，我知道了：对付坏人，有时真得用点坏人的办法。

就在这样山穷水尽的日子里，我们也没有放弃过努力。

在和那个骗人的老狐狸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我们继续探寻着希望所在。

从美国回来，我开始把视线投向更多的目标。

我们终于不再迷信美国。

在那个夏天，我们接受朋友的邀请去云南旅游。

在昆明世博圆，很偶然的为晓米在一幅“欢迎到加拿大”的宣传画下面留了个影；又很偶然的让她与一位大概来自北美的女士亲密的合了个影。那时侯，我们并没想象过，晓米以后真的就去了加拿大，去了那个遥远美丽而又寂寞寒冷的国家。

而今，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国家给我带来的伤痛。

我再也不可能对它抱有丝毫的梦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