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土地征用工作组就迅速组成了。主要涉及的单位，按照作风泼辣的副市长的紧急严令，分毫不敢怠慢，也抽调了工作作风泼辣的人员，按了领导的话，所抽调的工作组成员，都是“政治上靠得住、作风上信得过、纪律上不折扣”的人，工作组一成立，再无二话，首先就是要摸清“敌情”，所以刚成立第二天，工作组组长就决定要高效率、不折不扣、坚决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和平时期，再者，人民*专政国家，一切都是政府说了算，所以大可不必如“鬼子进村”一般隐秘和偷偷摸摸，这里如狼似虎的一帮兄弟全部到位，工作组准备就绪，立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开进了攀枝花村。

时令正值深冬，南国却仍显出少有的暖意，风时时袭来，也不觉十分刺骨。工作组组长实际是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担任，刘队长年方四十，腰粗胳膊壮，当然年富力强时候，这些年，屡破要案，是全地区公安系统有名的侦破能手，接受任务时，心中多少有些别扭，完全是“高射炮打蚊子”，他想，不就是对付几个刁民吗，这些年来，由于多和农村工作打交道，按照自己对农村工作的理解，象这个事，很好解决嘛，不外乎“一压二哄三骗”，随便谁都分分钟搞定，何须劳动自己，要知道，这些憨厚质朴的农民，一见戴大盖帽的，那还不都是两腿发抖、战战兢兢？但组织的安排，却是须没有折扣地执行的，再说，这样既没有压力也十分轻便的活，就当休闲一下吧，于是他率领一帮司法系统的干将们，心情愉快地驱车来到攀枝花村。

由于事先就接到电话通知，村长王大伟早早起床，穿戴笔挺、煞有介事地迎候在村道前。

今年三十五岁的王大伟，是个退伍军人，早先也勤奋读书，无奈在领悟刻板的教科书上面，智力却并非上等，最终高考落了第，只有退而求其次，怏怏之余，只有报名参了军。却又幸生性与人随和，惯于见风使舵，善于察言观色，在部队时很受连长赏识，就这样，早在部队时就入了党，我们说的就是有了组织与集体，至于入党动机吗，当然也是出于人生为图更顺利的考虑，在部队时自是坐检右点，刻苦努力，但遗憾的是终究没有能够提升为领导干部，而且在复员时出身却成了问题，而政策是比任何事物都变化更快的东西，因是农村户口，国家已经不象前些年那样，慷慨地能够安排退伍军人都能捧一份吃皇粮的那份衣食无忧的工作了，所以退伍时依然只能够失落地回到家乡。但是，总的说，有了这份经历，始终是种无形而威力巨大的砝码，简单地说，在中国的任何集体和部门，如果你是非党群众，工作中即使你再努力、再能，也都将白搭，就是只有两三个人的小团体，要选个头，当然都只会是党员。正是这样的资格与经历，加上略施展一些小计谋，使他能够如愿地干上了攀枝花村主任。

这个村主任头衔，在农村改革已经几十载的现在，自然已经没有了以前高度集中与计划时代时的威风和派势了，但终究还是应了一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在讲究“官本位”的中国，做了官无论多小的官，那都是显亲扬祖的重要途径，自然更是自己活在当世最惬意的道路和方式，古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连法律都会忌惮权势，个中优雅与尊贵，可见一般；至于物质回报，就更显而易见了，当了官，不单有丰厚的俸禄，捞钱更加容易，你听说谁向平民贿赂了？清朝所流行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王大伟对现在社会的观察，实在是小菜一碟了――不要说书记、县长们时时有人送礼、处处纳贡，就那些小得没有品次的科长、股长和科员，只要在要害部门，就是管钱、管物、管人的部门（比如说有拘留和罚款权力的公安、交通部门），谁不灌得肥肠胖脑的？“自己的钱基本不用”，时下流行的口语实在入木三分，在王大伟看来，这些人，借了公家人的身价，吃喝住用行，都是公家、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买单，几乎真的就无须花过自己的钱，但国家的每次工资改革，却又都将是以级别为基础，于是变为一种有趣的现象――不用钱的人反倒收入最高，也最不需要花钱，继之演化为“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但不解归不解、愤怒复愤怒，社会就是这样，你能够怎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