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征地出现了波折，多少有些出尚仁杰的意料，但想想，却又在情理之中。

这很容易理解。就权力可以剥夺一切的属性来讲，它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要看它在某个时期、阶段的需要和考量，战乱和社会动荡时期，权力通常表现为对下层百姓生命的清洗，而和平时代，它则注重于对物质属性，比如财产利益的剥夺，但这两者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指向对象是、都是针对弱势的贫民。

在由相互蚕食的人的社会里，一般来说，获取某种利益，不外乎两种途径：要么利用权力强夺，要么以金钱支付方式来实现。盘山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财政袋子瘪的可怜，连行政运转基本费，都只能靠中央转移支付来支撑，少不得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时代，在鼓励城市扩张的大背景下，盘山市出现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和趋势，原本也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的。

但这必然带来一个利益博弈问题。正向商品市场的交易一样，政府想以低价收买土地，注意，这已经是购买而非征收了，说明时代多少有了些进步，而作为土地所有者，要凭借土地生存的土地所有者――农民，他们为了自己标准低得可怜的生活必须，也必将据理力争，作一种几乎无望的哀求和努力，希望得到更多的补偿。

这不是农民素质低下的问题，在喂饱肚子这个重大问题上，无论王侯将相、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定然都是一样的态度和选择，是没有高下尊卑之分的。依此对生存的耿耿在怀来判断，也足见人原本只是一种不堪一击的生物种类，而已。

隐隐地，从谭才副州长躲躲闪闪、语焉不详，且欲言又止的神色里，尚仁杰捕捉到征地不顺利的信息，要知道，搞政治稍微成熟一些的人，要么是把假话说得振振有辞、堂而皇之，由不得谁有半点的疑虑和思考；要么就是生就了一张巧舌如簧的嘴，是原本死人，都能说活了转来的。这样说来，在这个官多如蝗、尔虞我诈的时代，谭才充其量，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角色了，因为在信誓旦旦言辞的背后，他毕竟还是流露了一些可贵的真实。

于是，尚仁杰决定自己亲自去实地看看，到底真实情况如何。

送走姚副厅长的隔日，他约了杨天、段语悄悄来到攀枝花村。一行人衣着简单，不露行迹、仿佛游人不小心走进了一样。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还离村里大概500米距离时，三人连同段小波一起就弃了车，不紧不慢地迈着闲步走入村上。

攀枝花村虽说紧靠州府，属于“城边村”这样一个地域，但经济状况却是不容乐观的，也是，首脑机关尚且如此贫穷，处于最底层的农村，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盘山全州农民人均年现金收入1600元左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这情况与真正生活应该具有的水平有多大的距离呢？据说有个心地善良、怀揣起码公正的外国专家考察全球的经济生活状况时，得出一个结论：即使当前的世界贫困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都应当在一美元以上！这就是说，每天大约要有7至8元人民币要支付在吃喝这样的生活里，真真这样衡量，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就没有生存的可能和必要了，按了这个标准，盘山全州的农民每年只能生活半年多，其他时间就只能饿着独自体会人生的滋味了。

当然，现在国家为了缓和阶层重重难解的对峙和矛盾，也是为了维护起码的面子，或者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不作出一些起码的举动也很说不过去，虽说农民是累赘的穷人，毕竟也是本国的国民不是，而且，这些百姓是多么的迟钝和质朴，竟然没有听说过有谁试图争取过“国民待遇”呢？况且，一些有良心的人发现，在国家形态的社会里，真正的穷人，却又恰好的付出实在劳动的人，而那些腰缠万贯、身价以亿计的人，却都只是或靠了权、或靠其他资源优势，迅速地一夜暴富，他们中间，不是钻了国家政策空子的粗横之辈、不法商人，就是玩世不恭、优越感强的纨绔子弟。所以国家渐渐有些醒悟过来，在方略上，已经有了最低保障和农民直补等政策了，虽然对于贫穷而数字以万亿计的百姓说，只是杯水车薪，但总也是聊胜于无的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