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四省联合政府设在府谷县的接待站，史永芬发现整个“特快班车”行动规模如此庞大，光是新近到达的北平、天津各校师生竟达九百多人！欢迎会上府谷县的“平民县长”也来凑了热闹，不过这个明显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县长一口陕北腔调的致辞倒也有趣：“……过去俺县穷呐！娃们吃不饱饭，上不起学堂。现在可是不同咧！光俺县就有十五家炭场！还有省府办的哪个美（镁）场、电石场。要么俺们的日子咋能过的美，县里学堂还能用上电灯呢？……这就是靠地科学，科学好啊！科学能把从山里刨出来的石头换成米、换成面。你们都是从城里来的洋先生，有科学！这里面的道道儿俺不懂，你们懂……”
与会的大多数人都听的有些“云遮雾罩”，但也知道说的是现今府谷山岭之间的焦碳小厂的诸多好处。当下有学者提出了未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可县长的回答差点让这个学者被过气去——“环境？环境是么吃食？……”
搬进明显由兵营改成的接待站大院儿。最初的几天里大家无所事事，组织了不少“联谊”活动。但史永芬知道，如此放松的气氛只是假象，周围人群中，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观察着哪。而拉家常似的交谈，又何尝不是审查与试探！
不断又有新的成员到来，同时也有人突然不见踪迹。对这些，史永芬故意将其忽略，一心一意投入到日常的集体活动之中。美貌艳丽、多才多艺的史永芬自然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
但一场“突发事件”却几乎令史永芬乱了阵脚。当日，史永芬正和蓝静在大院操场旁的树阴下告别。
……
“怎么？这么快就回北平么？哎！不知什么时候才又能见面。我会想你的，蓝静。”
“不是，这次的工作已经完成，组织上另有新的安排。”
听了蓝静的回答，史永芬微微有些失望。看来所有“特快班车”的成员都不会再回北平了，终究还是断了一条线索。
“哗啦！”一声巨响，远处的一间屋子有人破窗而出！破碎的玻璃和木制窗框散落一地。“站住！不然开枪啦！”声音从屋内传来。但此人充耳不闻，飞快的向距离最近的一堵院墙跑去。
枪声响起，开枪的人明显是故意瞄准了大腿射击。目标扑倒在地，但仍然起身拖着伤腿一瘸一拐的向丈把高的院墙移动。当眼看就要被后面急追的两个青年捉住之际，那人竟自己倒在地上，身体挺了挺，僵直不动了。
追在后面的人提着手枪赶过去，将尸体翻了过来。“身上藏了毒药，先取副担架抬走！”说话者的语气明显有些遗憾。
静静注视着这一幕的史永芬依旧镇定，面色却有些苍白——那倒在地上，嘴角溢出黑血的中年男子，赫然就是以北京大学农学院讲师身份为掩护的平等文成。虽然史永芬一再宽慰自己：为了使自己的身份不至暴露，计划中这个平等文成本来就是要牺牲掉的。但此刻，一种兔死狐悲的凄凉感觉却难以抑制的涌上了史永芬的心头。
平等文成死了，冯建明和蓝静也离开了接待站。随后的日子平淡而又无甚收获。学生们组织了“业余文艺慰问演出团”去黄河防线上慰问挺进军官兵。部队是挺进军第四步兵师的一个团，明显不是“精锐”部队——士兵还背着大刀片。令史永芬扫兴的是，自己一曲荡气回肠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竟没有临时编排的抗日话剧受欢迎。
演出过后令史永芬终于得到了接待站官员的“接见”，谈话的内容事关史永芬今后的“前途”问题。
“史小姐家在北平？歌唱的很好嘛！打算在文艺方面继续学习？”
“家在诼县。从敌占区出来，是想为抗日尽一点力……”
“哈哈！有这个认识太好了。”戴副眼镜的接待站站长显然对史永芬印象极佳，“咱们这个单位是临时成立的，我这个站长的工作就是给大家都安排个好去处。这样，银川影音公司的艺术培训班如今正在招收学员，这方面你有专长。怎么样，有没有兴趣？”
本来史永芬还想进军队里的“文宣队”呆上一阵，但想到在“业余文艺慰问演出团”的遭遇，史永芬点了点头……
就这样，史永芬前往托克托，在那里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在日军的军事地图上，根本没有通到托克托的铁路！史永芬心里暗自得意，这个情报就足可让山家劝与茂川秀和这些“中国通”感到汗颜。走进车厢，乘客大多是身穿制服的军人。这种浅绿色制服与重庆国民政府军队的军装完全不同。在接待站史永芬就已经见过，听蓝静说这叫“夏季常服”，军官戴顶“大沿帽”，士兵则是一种软布军便帽（贝雷帽）。只从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绥察军队的后勤补给来源与重庆国民政府军队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
从周围的几个年轻军官的交谈，史永芬知道这些人来自同一个师的不同单位，都是高射炮兵。从谈话的内容判断，年初日军对绥察空袭行动的效果并不显著而损失相当大，当然这其中难免有吹嘘的成份。很快，有另外的军官过来制止了这种谈话。这让史永芬相当失望——原来有这样一条规定：军人休假外出期间是禁止随意谈及与战争行动有关的一切内容的。
在此之后，车厢内的气氛就有些沉闷。幸而不多一会儿车顶的广播喇叭里传出了悠扬的歌声，“我们新疆好地方呐，天山南北……”从车窗向外望去，入眼全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甚至看不到大的村落。这与在华北平原地区铁路沿途碉堡炮楼密布的景象完全不同。时间一长，史永芬甚至产生了错觉——战争已经结束了？
然而，在车围加挂车厢内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当然，这一点史永芬是不可能知道了。）在与前面其它车厢连接的通道处，永远有一名挺进军士兵持枪警戒。任何打算在此通过的“乘客”，都被礼貌但异常坚决的挡了回去。
虽然被变相软禁，但坐在这节车厢里的，乐观的人们依旧是笑声不断。是啊！在过去的日子里，不管是在血流成河的湘江江畔，还是在飞鸟难渡的雪山之巅，亦或是荒芜人烟的沼泽草地。既然异常险恶的危局也没有摧垮这些军人们的意志，那如今还有什么危险不能坦然面对呢？在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第一次乘坐火车远行，为此他们甚至穿上了自己结婚时穿的军装。虽然已经被洗的褪了颜色，有的地方也打上了补丁，但除了缴获敌人的战利品之外，这确实是自己最好的一副行头。从军服的细微差别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来自同一支部队——服装的质料颜色深浅不一，或机纺或手织；脚上的布鞋样式各异，有的甚至是草鞋！但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
八路军原一二零师独立二旅旅长许光达坐在靠车窗的位子上，望着沿途即将成熟收割的麦田，脑子里还牵挂着自己离开这个职务之前根据地正在筹备中的反扫荡、反抢粮斗争——“根据地的老乡们什么时候也能象这里一样安安心心的种地！可自己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离开了……”
究其许光达的离职，还是要从“绥察宁新四省抗日民主联合政府”与“共产国际”间的谈判说起。虽然朱江与**方面在新疆地区进行合作的基本路线定下来了，但具体操作，三方面（包括苏联）就显得有些争执不下。新疆如此大的一个省，各级官员的人事安排，土地经济政策的具体制订实施，尤其是在省内驻军的问题上，大家暗地都有自己的一番打算。朱江的想法就一个——一定要把苏联军队从新疆“请”出去！如今苏军在新疆有包括坦克、飞机在内近一个师的兵力，而在北疆三区（伊犁地区）尚有其扶持训练的少数民族军队过万人。着让朱江觉得“睡觉都不塌实”！
同样，通过“盛世才反革命叛乱”事件，苏联方面也意识到如果没有军队的切实控制，今后在新疆（包括绥察）事物上自己也难有“发言”的权利。然而随着苏军在苏德战场上的形势日见恶化，斯大林已经没有精力在新疆维持驻军。于是，万分不甘的苏方提出，可以从延安八路军中抽调一支部队以维持“新疆当地的正常秩序”。当然，这个要求同样被披上了“军事援助”的外衣：“将原盛世才遗留下的军事学校与在察哈尔‘因故停办’的装甲兵、航空兵教导队合并，成立新的‘新疆联合军事学校’。由苏方派出军事顾问帮助训练来自挺进军和八路军两方面的装甲兵、航空兵部队。当然了，既然挺进军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装甲师与驱逐机大队，那么‘受教育’的机会自然应多让些给八路军了。”
经过反复磋商，双方达成协议——抽调八路军干部及学员赴新疆成立“新疆联合抗日军校”下属飞行教导大队（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中队各一）和独立机械化教导旅。
虽然中国**在敌后抗日各战场的局势依旧严峻，但对于能有建立自己的机械化正规军队的机会还是极为重视的。很快，由总司令朱德签发的命令被下达到各军区：从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及抗大各分校抽调“政治、军事素质过硬，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战士奔赴新疆，成立“**立旅”（其实已经达到了师级规模）！
人员安排为：旅长许光达、政委肖华；一团团长杨勇、装甲一营营长周希汉、摩托化步兵第二营营长钟伟、摩托化步兵第三营营长皮定钧；二团团长黄永胜、装甲第四营营长王必成、摩托化步兵第五营营长李成芳、摩托化步兵第六营营长梁兴初；旅直属侦察营营长曾克林、炮兵团长匡裕民、工兵营长谭希林、通信营营长毕占云。同时命令赴苏联学习军事的刘亚楼、李天佑回新疆分别担任独立旅参谋长和副旅长；杨至成任旅辎重营营长兼军需部部长；钟赤兵任政治部主任、贺诚任旅军医处处长。同时以新疆飞行班（班长吕黎平）二十四名飞行员、机械班（班长严振刚）十六名机械员为基础建立新疆航空兵教导大队（后名为“红色大队”）。
“旅长！您说到了新疆，咱们真的能开上坦克车么？”来自新四军的钟伟到现在仍旧有些担心。临进入绥远，所有的干部战士连配枪都留给了仍旧坚持在敌后游击区的同志。
虽然许光达自己也在担心这个问题，但还是肯定的点了点头……
一九四一年九月，“**立旅”第一批干部学员149人开赴新疆。根据协议，独立旅将获得苏联撤军后所留下的武器弹药。至于其它物资给养则由新成立的新疆民主联合政府统一发放。至少在名义上，独立旅还是属“绥察宁新四省抗日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朱江指挥，但早就有了“山西牺盟会”的例子，谁也没把这个事情当真。当朱江拿到由“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呈报的名单后，不禁大吃一惊，却笑出声来——幸而旁边没人，要不一定以为自己的长官脑袋出了问题。少顷，朱江平静下来，进而叹息一声。把秘书叫进来，朱江问道：“亨利• 卢斯（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和那个老头司徒雷登现在到哪儿啦？……哦，吐鲁番？好，准备一架飞机，明天去迪化！”
想到整个燕京大学与大半的协和医院被自己弄到手，朱江还是难免暗自有些得意：“看来还是想办法把他们安置到迪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