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应付内战所需军费，无奈之下决意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当年4月初，咸丰命令户部发放官票、宝钞；嗣又于月尾， 命令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开铸量轻面值大的铜铁大钱。
咸丰二年，在镇压农民运动的内战中，清政府面临财政匮乏，军饷难筹的窘境。当年便有四川学政何绍基、御史蔡绍洛等奏请变通钱法，铸造大钱。咸丰要户部议奏。户部复称：可“试行当十大钱，每文以六钱为率”，并称“‘当五十’一种或可与‘当十大钱’一并试行”，随即得到咸丰允准；乃旨令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开铸用铜少、面值大的铜钱。
按清制，铸造制钱向有定制。在“顺治元年，每文重一钱，后改重一钱二分至一钱四分；康熙年间复改重一钱，后又改重一钱四分；雍正年间改重一钱二分，至今遵行”。
咸丰三年五月，开铸“当十”、“当五十”的大钱时，其重量分别改为六钱和一两八钱。亦即，铸造“当十”大钱一枚，用铜量只相当于同面值十枚制钱的一半；“当五十”的甚至只及原来用铜量的三成。此后又推广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等大钱，用铜量更加不足。
对于这种“币制改革”咸丰在其上谕中明确指示：“通行各直省督抚均照此次所定分两，一体铸造，以归划一。其民间应纳税课钱文等项，均照部议，准以大钱交纳，其应交银者，并准其按照制钱两串折银一两之数抵交。”此风一开，不仅中央的户部、工部开铸大钱，各省也奉命设置机构，仿照户部成式相率开炉铸造大钱。
随着铸造大钱地区的扩大，面值也越铸越大，而单位面值的含铜量却一再减低。这显然是清政府对民间财富最无耻的搜括行为。
如果以铜铸大钱的铸造成本与其额面的法定价值作比较时，“当千”、“当五百”铜大钱的法定价值，各规定为制钱一千文和五百文，而实际上如按工本（工银加料银）计算，“当千”、“当五百”铜大钱的工本合计，也不过各在一百一十四文和九十文。如此铸造大钱的利益，明显可见：即铸当五十的铜大钱可获“一本一利”，铸当百大钱可实现“一本两利”，而当千、当五百大钱的所得，蔚为可观，“获利之厚孰过于此”。惟独铸造当十铜大钱却是亏本的，所谓“铸造当十文者，得不偿失”。
铸造铜大钱虽然获利不赀，无耐铜原料供应紧缺，殊难解决。于是清政府在铸造铜大钱的基础上又发展到铸造铁大钱，行径之恶劣，令人瞠目。
更有甚者，在铁钱投入流通之后，户部进一步奏称：“铁既可以抵铜，铅似可以佐铁”，竟也博得咸丰允准和支持，派钱法主事会同宝泉局监督，于咸丰四年八月投入试铸铅钱的活动。这种公然掺铅的行为，可以算是明目张胆的抢钱，无耻到了极点，也受到了民间激烈的抵制。至咸丰九年七月，由户部奏准裁撤铁钱局。
咸丰四年（1854年）初，当铜铁大钱开始投入流通时，当十、当五大钱尚可流通，待至当五十、当百大钱出现于市场时，立即遭到使用者的抵制。民间对这种劣钱“或任意折扣，或径行不用”。
据史料记载，是年七月，即使制钱缺乏，大钱也不能取信于民，城乡粮食交易陷于停歇。御史伍甫祥乃奏称：“近因京外各处贩卖粮食来京者，不肯使用大钱，致外来粮食日少，粮店纷纷歇业。”大钱行市也不断跌落，“始而每吊价值五六百文，后则日甚一日，每吊只值三百余文，今日毫无行市矣”，导致“各行商贾心皆摇动，议论沸腾，一概不用大钱”。而且民间钱铺到咸丰四年甚至公议钱价，“于大钱一项，官铸者七成折算，私铸者四五成折算”，具体说明了大钱的实际价值已远低于名义价值。更加严重的是，“兵民虽有大钱，无处买物，困苦情形，不堪言状”。铜大钱贬值愈演愈烈，“民间将当千大钱只作七八百文，或五六百文售用，当五百者作三四百文售用”。
与此同时，物价也发生剧烈波动。
在市场交易进行中，如用大钱付偿，“每京钱千文之货，出售时增钱二三百文，如不用大钱则价仍其旧”。商品与货币的运作竟表现为“同一买物，同一用钱，于大钱则增价，于制钱则减价”。铜大钱已无法履行其通货的职能了。
由于民间对大钱抵制愈演愈烈，到1854年7月， 咸丰不得不采纳户部意见，停铸当千、当五百大钱。次年，当百、当五十大钱也告停铸， 市面上只流通当五、当十两种铜大钱，但其实在价值也在不断贬低。到咸丰七年，它们的所值只抵“折二、折三”。咸丰九年初更进一步贬值到“以十当一”。于是民间私铸更形猖獗。以致人民生计日蹙，争讼繁多，社会治安经常暴露不安景象，强壮者肆行盗窃，老弱者流为乞丐，旗民贫不聊生。更加严重的是，大钱已难以在城乡之间流通，“北京当十钱文出京数十里外即不能行使”。
对此，王茂荫曾非常清楚地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这就是说国家可以规定它所发行的货币的面额价值， 但无法规定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国家行政权力无论如何不可能改变货币流通规律。而违反了这一客观规律所引起的经济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紧继咸丰三年发行铜大钱之后，私铸活动日见加剧。不仅京中如此，“天津、通州等处，私铸甚多，潜运入京， 以致大钱愈贱”。制钱和白银比价因之上升，物价迅即涌涨，市场陷于混乱，终至商业活动、人民生活以及社会治安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清政府虽然尽力维持，但到咸丰四年七月，不得不停铸当二百、三百、四百大钱；又三年，到咸丰七年，连当五大钱也因壅滞不堪经奏准停铸。至此铸造大钱的财政措施已无可挽救地宣告完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