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上只有蒋穿林同崔孝遂两个人懂得破产的意思，所以蒋穿林立刻换了一种说法：“我们，没钱了……”
接着蒋穿林给郭贤齐算了一笔简单的小帐。
截至去年年底，他们的账面资金就仅剩下了不到九十万，今年年初由于某个人的缘故移民量突增，截至现在为止，人数已经达到了九万！这九万人自然不可能立刻就能生活自给，己方起码要为他们供应五个月的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如果继续按照以前的标准，每个人就要二十两才够，这一下就是一百八十万。这次向巨鲸帮求救，虽然帮了大忙，但事后却要付出三十万的出场费。下个月盐田、造纸作坊、陶瓷窑洞就要建设，又是不少于十五万两的开销。就算加上商船回来的收入，财政预测也是负资产，保守估计也少差上二十五万两！（资金在中间的环节貌似会出现一点断裂——我是说在商船回来之前，但很多东西——比如粮食，并不需要一次买够，有些时候也可以找到一些借口拖延支付资金，所以并不会真正导致财政崩溃）
更何况购买维修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军队’要支付饷银，‘将领’看着手中流过的白花花银子没有一个不眼红的，年底还要支付给刘正风五十万的利息……
一句话，蒋穿林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去申请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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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崔孝遂的办法很简单：立即停止移民，强制减少对新移民的食物和生活用品供应，强制对南八区征收人头税和田赋。
办法不光简单，而且还非常有效，这次暴动过程中蒋穿林的血腥手段的效果将会持续很久，只要继续稍微维持一下，没有人敢于起来反抗蒋穿林的“暴政”，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节省七八十万两左右的资金。南八区也是一样，税收加起来虽然不多，但收取的粮食在此时却可以节省下来至少二十万两。其他的地方再稍微紧一紧，想要过去并不是特别困难。
法子虽然有些残忍，但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就是蒋穿林在内心都不是特别排斥，更何况他们还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非常之好的理由：对这些人的残忍就是对其他徘徊在死亡线上的百姓的仁慈，而对他们的宽容就是对其他人的残忍。
问题是琉球不是一个孤立的环境，世上也不是只有蒋穿林一个大豪，甚至可以说当世的几个大豪随便一个拥有的财富都比蒋穿林多了无数倍。停止移民、减少移民供给，提前收税，无论哪一项都是在告诉刘正风自己没钱了，告诉刘正风自己已经穷途末路了，你认为这种情况下刘正风可能袖手旁观无所事事？
所以他只能忍，至于忍到何时为止，就要看他何时遇到转机或者何时破产了。
唯一幸运的是刘正风、刘正风的命令、沿海州县的官员，反应都非常不及时，刘正风在盛怒之下仍在想着千方百计封锁蒋穿林的移民计划，即使他改变了想法命令也要很长时间才能传达过去，“下面”那些官员接到了命令也要花费很长改变自己的政策，这就等于是给套在蒋穿林脖子上的绳套松了那么一松，让他能够喘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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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的叛乱既然已经平定，蒋穿林迅速开始发展生产，督促岛上移民开荒种田。蒋穿林虽然没有对北方十二区减少粮食供应，却大大提高了劳动强度，所以中间虽然耽搁了一段时间，仍是赶在六月底之前把水稻给种了下来。可能是由于负罪心理，也可能是由于蒋穿林先前的血腥手段，倒是没有人站出来说什么。
叛乱平定后，蒋穿林就迅速开始联络商人，开办盐田、造纸厂和陶窑瓷窑。虽然蒋穿林刻意封锁暴动的消息，刘正风也没有明着捣乱，但仍旧有许多嗅觉灵敏的商人听到了风声，临时中止了合同。不过一来移民计划受阻，需求量大减，二来当时蒋穿林本来就是打着“强迫”商人降价的主意把计划订的高了许多，所以影响并不很大。
由于不需要办什么官样手续，人力方面也算充沛，工程进行的十分顺利，到的六月底就晒出了第一批盐。
蒋穿林自然了解集中分配制有诸多不便和硬伤，所以有了条件立刻就组织了一批人手，或独资或资助别人的开了一批杂货店。然后不再直接发给移民物品，改为每个月发放一次铜钱，由他们自己购买。
移民们刚刚拿到钱的时候都颇不满意，认为这么点钱买盐，再怎么节省，恐怕也吃不了十天。只是他们村外的尸体到现在仍然悬挂在那里，所以没有人敢出声反对。但众人看到了杂货店的盐价，眼睛却差点掉出来：按照这个价格，蒋穿林发放的铜钱足够他们吃两个月的。众人有点都不敢相信，有“聪明人”猜想各店铺是为了打响名气故意降价，优惠的时间肯定不会太长，于是将所有的钱全都买了盐巴。
幸好蒋穿林和崔孝遂早就预料到了这点，仓库里存了有两个月的盐巴，故意只给他们发放一个月的钱，而不是半年的钱，所以盐价并没有被哄抬上去，等到第二个月，众人发现盐店的盐好像无穷无尽似的，一点都没有要涨价的势头，渐渐就没有人去抢购了。
食盐价格如此之低，固然有蒋穿林故意压低的缘故，更多的原因，乃是前来投资的盐商过多，“恶性竞争”的缘故。所有盐商的产能加起来，如果省着吃，足够供应四五十万人了，就算再怎么浪费，也够二十来万人吃的，这样的结果，自然而然的使这个暴利行业自己变成了平平无奇的普通行业。众盐商虽然不至于赔钱，但利润绝对不比其他行业高出多少，很多人都起了退出的心思，只是盐田已经修好，按照现在的经营状况，没有一年半载的时间休想收回成本，因此除了极少数极有魄力的，大多数盐商都决定硬着头皮做下去。众人这时才明白为什么蒋穿林愿意让别人插手这个极具暴利的行业，感情是他一开始就打着借别人的钱给自己低价生产盐巴的主意，嘴里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却都给蒋穿林下了一个奸商的定义。
说起食盐，之间崔孝遂不知道打过多少次他的主意，但最后都被蒋穿林坚决地拒绝了。诚然，此时征收盐税的确是能从来老百姓手中搜刮不少财富，但却是对商人的严重食言，一旦这么做了，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到琉球来投资或者做生意。作为一个有着大志愿的人，是绝对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的。
到的七月底，陶窑瓷窑也烧出了产品，其他一些例如纸张之类的简单生活用品都生产了出来，杂货店的产品渐渐变得丰富起来，逐渐开始有利可图，蒋穿林就开始琢磨着将他们全部盘出去。这个时代低劣的交通条件和通讯能力，使得主流的销售渠道仍是便利店，而非大型超市或连锁店，一个人掌握这许多小的商店，注定会非常缺乏活力。但这种经济上的事情，他到底不是非常在行，于是便找了崔孝遂，商议事情是否有可操作性和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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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孝遂听完蒋穿林的叙述，思索了片刻，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这么觉得。杂货店因为销售产品种类的限制，规模注定不可能太大。这种规模的店铺，基本上赚的是老板和伙计的辛苦钱，雇人经营基本上是无利可图。”
蒋穿林忙点头道：“确实，我也这么觉得。雇人经营，无论怎么激励，掌柜的积极性始终有所差别，尤其是这种直接面对客户的小店铺，掌柜的工作态度影响非常大，雇人经营和自己经营，生意差别会非常大。”
崔孝遂点头表示同意，说道：“只是有个问题没法解决。琉球的百姓都是刚刚从内地迁过来的流民，根本没有积蓄，他们怎么可能有钱将店铺盘下来？”
蒋穿林苦笑道：“我就想不出这个才来找你，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高见？”
崔孝遂笑道：“如果你想迅速抽回资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目前他们身上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但如果你只是想将店铺盘出去，我倒有一些办法。”
“你倒真了解我的心思。” 蒋穿林苦笑道，“那就这么办吧，毕竟这些杂货店不光占了我们的资金，还占了我们的人手和精力。这事你看着办好了，最好不要让他们担太多的风险，毕竟这点小钱在我们看来没什么，在他们那里可就严重的多了。”
崔孝遂嘿了一声，笑道：“到现在我才真的服了你，都快破产了，竟然还是这么镇静，一点都不着急。”
蒋穿林脸上的愁苦忽然一扫而光，洒然笑道：“着急有什么用？着急就能够不破产了吗？做大事最重要的除了智慧，就是镇定，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慌乱，什么时候都不能自乱阵脚。”
崔孝遂笑道：“镇定有什么用？镇定了就能帮你解除危机？镇定了就能让你想到好法子？”
“镇定是不能帮我解除危机，”蒋穿林笑道：“但镇定能够让我不错过解除危机的机会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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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穿林并没有在这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上耗费太多的时间，因为岛上迎来了四十多位客人——各式各样的刀笔小吏。
琉球现在非常缺乏人才，上到统筹全局的大才，下到督劝农桑、审案断狱的小才，他全都缺乏。以蒋穿林现在的实力和威望，是不可能招揽到真正的大才的，加上现在琉球并无什么真正的大事，所以他自己和郭贤齐几个人对付对付也就过去了。只是这督劝农桑、审案断狱，就不是几个人对付对付就能过去的了。
老实说来，贯穿整个封建时代，整个北宋南宋时代，汉人的文化水平都处于最高水平，南宋社会的读书人，就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研究生一样，多得满地爬，所以琉球现在的居民虽然以流民为主，其中并不缺乏读书人。只是蒋穿林也拜访过几个，同二十一世纪的中学生一样，他们学的同样是“如何进行国企改革”之类的“大学问”，让他们督劝农桑、审案断狱，实在是太过“委屈”他们了，蒋穿林实在无法放心。后来和众人合计了一下，都觉得如今大宋境内，大多数地方，真正做事的都是这些知府县令手下的小吏，与其雇佣一些“大学问家”，再让这些“大学问家”雇佣小吏做事，还不如直接雇佣这些小吏做事来的方便，这样不光效率高了许多，也更加容易监督了一些。于是便差人四处在大宋境内寻找业务娴熟的小吏，高价雇来做事。
整个封建时代，大多数下层政府机关之中，真正做事的人，都是那些小吏。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小吏不光待遇奇差，甚至没有丝毫地位，更加不在政府的编制之中，机关的领导可以对他们随意辱骂，甚至殴打，他们的地位和地主家里的长工差不多。因为这个原因，蒋穿林派过去的人只是将待遇提了一下，这些人便立刻巴巴的赶了过去。毕竟在这个封建等级社会里，地位有着无法想象的吸引力。
其实在封建时代，不是没有人意识到小吏的作用，只是上层社会认为，这些小吏虽然识文断字，但没有接受过圣人的洗礼，思想上不能和政府靠拢，所以只能用，不能信，使用起来，必须要那些通晓《五经》、《四书》的天子门生监督才行。
起初其他人也这么认为，但蒋穿林言道，通过科举找到的机关领导，人品也未必就高到什么地方去，其他人想想，也都觉得正确。这些通过科举和贿赂一步步爬上来的官员，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通过贪污把成本捞回来，人品再好，行为又怎么可能好上去？蒋穿林又言道：再者说了，由他们这些外行领导内行，效率肯定低的要命，外行监督内行就更是胡闹，看都看不懂，怎么监督？众人都深以为然，只是始终都不大放心，于是蒋穿林趁机提出了分权的想法。
这里的分权，不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需要民众有很高的政治素养，而是不将权力集中在某个人里。首先将普通的政务和刑狱两个部分，各不相干，相互平级。对于这点，很多人都不理解，因为整个封建时代的思想，都是主张息讼，就是尽量不让人打官司，凡是有人过来打官司，首先各打三十大板再说，所以封建时代曾衍生出一个很奇怪的职业——讼棍，就是专门替那些打官司的人挨板子。话说远了，就是说，所有上层社会都不主张打官司，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让这么一个部分独立，甚至和政务部门平级？
蒋穿林于是和他们大辩特辩一个地方政治清明的重要性。众人虽然不见得都是什么好人，但毕竟此刻是创业阶段，都希望事业能够蒸蒸向上，所以都认同了这点，蒋穿林便又趁机提出监督力度的问题。
蒋穿林做了一个假设，他假设一个国家分成四个层次：县、府、州、中央，事实上南宋现在就是这样分的。如果主管刑狱的人比主管政务的人低上一级，就意味着一个府的刑狱官才和知县平级，一个州的刑狱官才和知府平级，中央的刑狱官（刑部尚书？）才和知州平级。这样下来，如果一个知县贪赃枉法，或者草菅人命，府中刑狱官由于和他只是平级，最多只能规劝他，而不能制裁他。想要制裁他，最起码要州中的刑狱官才行。依此类推，一个州的刑狱官做了坏事，就必须皇帝才能管的了了，也就是说，一个知州就成了地方的土霸王，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更别提再往上的人了。从另一个方面讲，让一个州中的刑狱官去管一个知县的案子，他们的距离实在太远了。这么长的路程，这个知县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上告的人，这么长的时间，这个知县也很容易可以完全销赃灭迹，这么远的距离和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刑狱官已经很难了解到真相了。
众人琢磨了半天，觉得确实是这个道理，便同意了，只是后来实现时都磨磨蹭蹭的，连底下的官员也都不太愿意做刑狱官，直到后来琉球日渐繁荣，刑狱官的事务日渐繁忙，权力逐渐显得大了起来，才转变了这个局面。
蒋穿林第二个分权的办法是一个地方设多个办事员。比如以前一个县，都是只有一个县令，其他的小吏捕快，都属于县令的私人雇佣，一不在政府编制，二没有法定权力，三没有身份地位。蒋穿林在一个机关的组成形态上倒没做太大的变动，只是给了下面这些办事员一个法定的身份，一个县的政务有几个人同时负责，一个人掌管全局，其他人负责具体的事务，就象现在大企业中的总经理和经理，等级虽然差了一点，但主管人员已经不再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避免有人轻易的一手遮天。这点在刑狱上表现的更加突出，一个案子至少要同时有三个刑狱官在场才能审理，一来是降低错误率，二来是提高收买刑狱官的成本和风险。
其实在这件事上，能够和蒋穿林商议的，大抵只有一个郭贤齐了，只是郭贤齐对此也不甚了了，很多地方和蒋穿林一样，双眼抹黑，最后蒋穿林一连提拔了数人，组成了一个顾问团，才将编制大体确定下去。南北区暂时被分成了两个县：南边的叫新竹县，由郭贤齐管理政务；北边的叫桃园县，暂时由蒋穿林亲自管理政务，刑狱则分别交给了两个业务娴熟的老吏主管，其余四十来个小吏也都分配了事务，只是已经不再叫做书吏，而改叫了办事员，待遇也提到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