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师望着我问：“二月柳絮，你学过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吧？”

我在中学课本上读过老范的《岳阳楼记》，这句话对我的刺激特别特别地强烈。

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和李师师有了“共同的语言”。

我冲这李师师“嘿嘿”一笑，高兴地说：“知道啊，这是北宋文学家、改革家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啊。”

李师师说道：“你看，北宋的‘庆历新政’开始了。这可是大宋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改革啊。”

刘太后病逝，赵祯亲政。他立即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局，刘太后的亲信一个不剩地贬为外官，拥护撤帘归政的人士被重新起用。

可是，赵祯“独霸天下”的宏图，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西边的党项政权就迅猛地发展了起来。

党项国主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后，便先发制人，率兵入侵陕西。宋军在西部边陲重镇延州（今延安）损失惨重，赵祯不得不起用主战派的韩琦和范仲淹，才得以收复失地。

（我知道，定州古众春园的韩魏公祠里，就供奉着韩琦的牌位。因为他曾到定州为官，众春园就是韩琦修建的。）

公元1042年，西夏大举攻宋，直取谓州（今平凉），辽国也以大军压境之势，要求增加“岁赐”。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赵祯不得不答应辽国和西夏的要求，奉献出巨额钱财，学着他父亲真宗的模式，又来了一次“澶渊之盟”。

此后，吕夷简借宋朝外困之机，渐渐掌握了大权。

北宋宦官剧增，军队猛扩，阶级矛盾也变得空前尖锐，好像只要有一粒小小的火星，就能把整个大宋王朝点燃起来。

在这样严峻的历史条件下，范仲淹代表忧国忧民之士，上书赵祯，要求变革图强。

赵祯也隐约感到了自身统治的危机，不得不罢免了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务，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公元1043年，范仲淹和韩琦实施新政，开始了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改革——庆历新政。新政涉及到了官员任用、贡举考试、抑制**等各个方面。

范仲淹坐镇指挥，欧研修等人深入各地，贯彻新政。

他们毫不留情地接除了一大批不合格官员的职务，一大批精干强壮的年轻人，被选拔到了领导岗位。

暮色沉重的北宋王朝，终于迎来了一丝亮色。

可是，这次改革直接触怒了贵族官僚的切身利益，限制了他们的特权。所以，新政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一大批贪官污吏和达官贵人，借京东和陕西农民起义，对新政大肆攻击，污蔑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结交朋党。

这时，恰逢不少地方发生了蝗旱灾害，“朋党论”嚣烟尘上。宋仁宗原先迫切改革时弊的心情，霎时冷落，他不得不与反对派妥协，对范仲淹和欧阳修等改革派大臣不再信任。

于是，范仲淹和欧阳修等改革派人士，被逐出朝廷，贬为外官。“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就在北宋的政坛上，消失了。

我沉思片刻，淡淡地说：“纵观仁宗的一生，除了与辽和西夏订立了又一次‘澶渊之盟’外，还有两大闪光点：一是庆历新政虽然半途而废，但毕竟孕育了改革的萌芽，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开创了先河；二是定州塔在仁宗年间得以修建完成，为后人留下了可供凭吊的历史遗迹啊。”

李师师眺望着远方的定州塔，高兴地说：“仁宗年间，还有三个人正脱颖而出，这就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此后，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推倒了历史前台，上演了一出或慷慨悲壮或荡气回肠的人生悲喜剧。正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

我也像李师师一样遥望着开元寺塔，但是没有赞美定州塔。

此时，我想的是吕端女儿所绘的“刻丝图”，下落何方。

我站在李师师的身后，小声问：“李老板，刻丝图到底传到了谁的手里？”

李师师把目光转向了我，笑着说：“刻丝图啊，可能在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手里。”

我不解地问：“又是老范？”

李师师说：“这事儿，得提到北宋的诗人林逋。”

林逋是钱塘人，他年轻的时候，曾游历名山大川，还在路途中养了一只仙鹤，仙鹤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诗人饿了，就把钱和纸条装进一个小袋子里，挂在仙鹤的脖颈上，让它去闹市里买食物回来。仙鹤每次都不辱使命，像他的孩子一样照顾着主人。

诗人又喜欢赏梅，游历归来就在山上种了365棵梅树，待到梅子成熟时，他以每树果子估价，卖给商贩，并把卖每树果子得来的钱，分别装入365个竹筒，一天用一只竹筒里的钱生活，绝不多用一分。

林逋整日赏梅养鹤，终身不仕，也终身不娶。他虽然无妻无子，但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以被称为“梅妻鹤子”。

他的《咏梅》一诗，红遍了大江南北。正因如此，杨延昭在垂暮之年，把寇准交给的“刻丝图”传给了林逋。

不久，林逋又把刻丝图传到了赵忭的手里。

赵忭时任殿中侍御史，他为官清廉，不畏权贵，人称“铁面御史”。赵汴曾经三次入蜀，他以身持俭，使川中的奢靡之风，大为改观。

看到人民安居乐业，赵忭高兴地弹琴慢歌，他还在自己的寓所养了一只仙鹤，时常用鹤毛的洁白无瑕，勉励自己不贪不污，用鹤头的红色，勉励自己赤心报国。

所以，他的一生与金钱无缘，只有“一琴一鹤自相随”。

所以，林逋把刻丝图献给了有着共同爱好的赵汴。

身为殿中侍御史的赵忭，接受了林逋的重托，把刻丝图珍藏在了自己的寝室里。

公元1059年，赵忭被任命为成都转运使，他再次一路风尘，来到了有着“天府之国”美称的成都。

当时，成都地处边陲，各级官员放纵无忌，百姓深受其害。赵忭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体察民情。

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赵汴换上便装，来到了成都十字路口一处最热闹的茶馆。

这时，一群茶客正在议论地方官员的**现象。

“这些挨千刀的地方渣滓，生活奢靡，思想堕落，不思进取，整日花天酒地。”

“仅在公款请客送礼一项上，渣滓们就花样繁多，名目林立……”

赵忭还看到了墙角的一位茶客。那个茶客躲在墙角，正暗自落泪。

赵忭挪到那个茶客的身边，和眉清目秀的茶客搭起讪来。

茶客气愤地说：“这里的各州知县之间，每逢大年小节，都要互赠‘节酒’和土特产，派衙役运送，并要在节前安全送到。衙役们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也找到了搜刮民财的好机会。于是，这些狗腿子们，天天跑到一些稍微殷实的人家，索要财务。谁若不给，就拿谁家的家产作抵押。”

这位茶客就是得罪了狗腿子，而遭到了倾家荡产的命运。

赵忭听后非常震惊，决定查个水落石出。

按当时大宋的吏制，朝廷对茶酒和盐类实行专营，不许私人擅自买卖。而在四川，造酒的厂房，均有官府指定，民间依据官府的指令酿酒上交。官员们就凭借着这个特权，营私舞弊，鱼肉坊主。

赵忭严惩了涉案的地方官员，并三令五申，禁止请客送礼，还从自身做起，谢绝了一切接风宴请。

此后，赵忭还了解到，那个眉清目秀的茶客，就是当地颇有名望的苏洵。苏洵正想带两个儿子进京赶考，只是苦于没有银两才没能成行。

于是，赵忭赠给苏洵一些银两，让他带着两个儿子，先去游历一番京城，见识一番汴京的繁荣景象，感受一下那里良好的文化氛围。

我听到这里，高兴地说：“李老板，我知道了，赵汴把刻丝图交给了苏轼。”

李师师娇嗔道：“傻小子，弱智！赵汴只是给苏洵讲了刻丝图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