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头问李师师：“李老板，金莲来到了大宋，而武大郎去了大辽，这不是南辕北辙吗？他能找到金莲吗？”

李师师笑着说：“二月柳絮，你比王安石还急功近利呢。大郎寻找金莲将需要一个过程的……就让武大郎和西门庆慢慢儿地找吧。”

我又问：“王安石变法怎样了呢？”

李师师不无忧虑地说：“一波三折啊。”

我们先前说过，正当王安石雄心勃勃大刀阔斧地实施变法时，就遇到了桃色新闻。

使王安石深感气愤的是，这个桃色新闻的主角竟是自己和自己的儿媳妇，并且是个故事精彩而名声不光彩的“爬灰”。

再说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波三折。

虽有当朝皇帝宋神宗的支持，但是司马光以皇太后和岐王赵颢作后盾，大张旗鼓地反对变法。

司马光曾经对皇帝说过：“我和王安石就像冰块与火炭一样，水火不容。”

虽然苏轼和王安石是师兄，可他也连连上书对王安石大加指责。苏轼的老爸苏洵，还写出了著名的《辩奸论》，指责王安石是“大奸似忠、大诈似信”。

这下子，北宋政坛可热闹了。

但是，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排除重重干扰，倾尽全力实施变法。

募役法是王安石的得意之作，也是北宋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在制定这项法律的过程中慎之又慎，他与神宗商议了两年才正式颁行。

募役法又称为免役法。北宋中期，由于国势大衰，北部的辽国和金国虎视眈眈，西部的西夏也连年骚扰，致使北宋的差役压力越来越大。

但是，官户、将吏、僧道户、女儿户、独子户、城市居民和商贾均可享受免役权，繁重的兵役全落在了农村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对农村生产力的摧残日益严重。

王安石变法规定，按百姓家庭财产的多少，分别让他们出钱雇人充役，使本来不服役的家庭也都一律出钱。这样，有人的出人，无人的出钱，使自耕农免除了差役，朝廷也增加了收入。

王安石变法使“富国强兵”受到了良好的成效，尤其是“富国”的成效最大。公元1078年——1085年间，“中外府库物补充婴”，边防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在政见不同、难以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潜心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书，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之道。

苏轼请调杭州，以诗人身份体验百姓的生活，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

从此，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三个北宋王朝的佼佼者，此降彼浮，成了保守派、改革派和‘漂移派’的杰出代表。

现在说说司马光吧。

司马光，字君实，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时值其父司马池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便给他取名为“光”，期望他长大后，发出灿烂的光芒。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日日苦读《左传》，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司马光自幼聪明过人，众所周知的《司马光砸缸》就是一例。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20岁的司马光中进士甲科，先任奉礼郎，后任苏州通判。

此后，他从地方官做起，一步步地升任到了朝廷官员，并成了当朝的显贵。

在做地方上官时，人们经常看到司马光直到后半夜还在手执笏板，端坐在床头深思熟虑。有人问他在干什么？司马光说：“我身为朝臣，不能不认真严肃思考朝中的大事啊。”

司马光见仁宗迟迟不立太子，就三次上书，后又面奏仁宗说：“我呈给圣上的建议，不见动静，一定是有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不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其实，那些小人是想在匆忙之中，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亲近的继承人，以便左右政局。历史上‘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举不胜数啊。”

仁宗皇帝深为司马光的远见和诚心所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太子。其实英宗并不是仁宗的亲儿子，只是宗室而已。

在朝廷做谏官时，司马光“劝俭戒奢”的奏章就占了三分之二。大臣为了讨好皇妃拟定元宵大典时，司马光上书反对；英宗皇帝向朝臣遍赐钱物时，司马光上书反对；皇帝大修皇宫时，司马光告诫皇帝如果荒淫奢侈，必然对政事怠慢，就有可能招致亡国的危险。

司马光进入仕途以后，在原先刻苦学习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广泛地博采众长，达到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地步。他最用心研究的是经学和史学，尤其对古籍的阅读极广，考察极细，真是通习知晓、烂熟于心，并且作了许多读史札记。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他说：“修心有三条要旨，即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条要旨，即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司马光就是这样，一步步地成为了北宋的重臣，也为他后来编写《资治通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为了使人们了解几千年历史的盛衰得失，司马光就萌生了一个愿望，那就是编写一部既系统又简明的通史。

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他把自己写的史书《历年图》呈给英宗，两年后又写出《通志》八卷。英宗看后，非常满意，鼓励他继续写下去。

及至神宗即位，认为《通志》通俗易懂，便于借鉴，就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还亲自为此书撰写了序文。

此后，司马光主持编写了最负盛名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使他不仅成为北宋有名的政治家，又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历史学家。

《资治通鉴》前后写了十九年，记述了周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记事详实、文笔流畅，被奉为史学瑰宝。

在创作该书的过程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细节，那就是，宋神宗把颖邸旧书3400卷赏给司马光参考，所用笔墨纸砚都是皇帝亲赐。

司马光也就是在皇帝的赐书中，发现了“刻丝”上有画眉鸟的记载。及至编写《本朝百官公卿表》时，他又了解到“刻丝”的主人就是大宋名相吕端。

李师师说：“司马光从定州盛产刻丝联想到吕端提议修建中州塔一事，就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佛祖舍利的秘密。”

我心事重重地问：“李老板，现在‘刻丝图’在谁的手里呢？如果欧阳修把‘刻丝图’交给了王安石，而通晓古今的司马光，又破解了‘画眉鸟’的秘密，二人会不会再来一场唇枪舌剑呢？定州开元寺的僧众们，特别是会能的继任者令能，又如何应对这风云变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