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朝廷正热闹着呢，我们瞧瞧去？”李师师转过身来，望着汴京的方向，急急地说。

我却不慌不忙，淡淡地回答：“好啊。”

公元1085年，雄怀大志的宋神宗，被西北边境的军事失利所困扰，一病不起，旋即逝世。

神宗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便把年仅10岁的赵煦推到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宋哲宗。由于赵煦年幼无知，赵煦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

这样，一切军国大事的最后裁决权，落在了高太后的手里。

早已对王安石变法恨之入骨的高太后刚一执政，就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名，准备全面颠覆王安石变法。

于是，她派人找到王安石变法时退居洛阳的司马光，请求司马光指点迷津。

不久，高太后启用守旧派的领袖司马光为左宰相。

在高太后的怂恿下，司马光立即对王安石变法展开攻击，掀起了一股清算之风，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这就是北宋历史上的“元佑更化”。

宋神宗逝世时，军政大权还掌握在变法派的手里。司马光为了施展自己的报复，荐用一批门党，排挤和打击变法派，半年后，变法派的主要官员被逐出朝廷，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全面掌握了军政大权。

你知道，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也是恨之入骨，凡是王安石实施的新法，都将悉数废除。

在司马光的精心运作下，首先废除了保甲法和保马法，接着废除了青苗法和市易法，最后废除了免役法，恢复差役法。

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王安石的新法竟全部被废除了。

司马光上台以后，先前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排挤出朝廷的苏轼，也奉诏还朝，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制旨诰，同时兼任侍读，也就是赵煦的老师。

年少的赵煦却喜欢唐诗，他经常把手书的唐诗赏赐给大臣，如李白的《峨眉山月歌》，杜甫的《春夜喜雨》。但是，高太后更愿意让自己的孙子读经讲史，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的天子。

高太后怕将来赵煦也像他父亲那样打击守旧派，推行王安石变法。所以才让曾经反过王安石变法的苏轼，当了小皇帝的老师。

不成想适得其反，随着年龄渐渐地增长，赵煦对元佑大臣和高太后越来越不满。

他曾愤愤不平地说：“朕看到的只是大臣的屁股，他们的脸全转到太后那里去了。”

特别是赵煦成婚之后，高太后还没有还政的打算，赵煦无可奈何，只有以沉默表示抗议。

高太后看出了赵煦的不满，为防止他将来翻案，便加大打击变法派的力度，使北宋政局越来越变幻莫测。

连遭两次罢相的王安石退居金陵后，在悲愤抑郁中得了重病。躺在病榻上的王安石，惊闻司马光废尽新法，便痛不欲生，于1086年4月去世。

司马光执政后，经过了“金陵相会”的苏轼，看到王安石变法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特别认为王安石的“免易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以，苏轼多次奉劝司马光采用，而司马光坚决不肯。

而守旧派领袖司马光，在做宰相前，就已疾病缠身、举步维艰。他把新法悉数废除后，在1086年9月1日最后上了一次朝，就一病不起了。

虽然经过高太后的元佑更化，变法派在朝廷中销声匿迹，守旧派重新掌控了北宋的军政大权。但是，随着司马光的隐退，原来隐藏在守旧派中的矛盾渐渐暴露了出来，守旧派内部迅速形成了一个个的小集团。

这些小集团为了一己之利，不惜扭曲事实、颠倒黑白，终于导致了朝野的“蜀洛朔党之争”。

其中，蜀党以蜀派的创始人苏轼为首，洛党以理学派的创始人程颐为首，朔党以御史台的官员刘挚为首。

在大宋的朝廷之上，迅速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

首先，苏轼和程颐爆发了冲突。

程颐在司马光的推荐下，为11岁的哲宗讲学，他对学生严加管教，以老师自居，中书舍人苏轼讥讽他不近人情。

司马光重病时，正逢朝廷举行朝贺。在朝贺结束后，程颐阻止官员们去司马光家看望，也遭到了苏轼的冷嘲热讽。

从此，程颐和苏轼的矛盾渐渐激化。

程颐的众多门生便想极力寻找机会，弹劾苏轼，为老师报身遭讥讽之仇。

不久，苏轼在为官职考试所提出的策问中的一句话，终于被洛党抓住了小尾巴。

洛党攻击苏轼对宋仁宗和宋神宗大不敬，并说苏轼还谩骂过司马光和程颐，还“扒”过儿媳妇“灰”。苏轼虽然极力申辩，但同时也表达了对当前政治的不满。

此后，保守派内部一片混乱，他们相互攻击，相互倾轧，此起彼伏，群魔乱舞。

老百姓气愤地骂他们是——“朋党误国”。

这样，处于派系争斗夹缝中的苏轼虽有几次升迁，但是，最终因对立党派的攻击，而不得不自请出知定州。

看到李师师的神色稍微舒缓了一些，我便说：“啊，李老板，我好像看到了苏轼，他正行走在通往定州的路上呢？”

李师师扭头一笑，淡淡地说：“我也看到了……可是，我看到他正在与司马光告别呢。”

我眨眨大眼睛，又轻声问：“李老板，那苏轼到底是哪一派呢？”

李师师扭转身来，严肃地说：“从史实来看，苏轼是个‘两面派’。但是，苏轼不是狡猾奸诈、玩弄权术的‘两面派’，而是以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为己任，谁对国富民强有利，就赞同谁的‘两面派’。”

我爽朗地笑了，高兴地说：“以苏轼的聪明睿智，他满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在党派林立的大宋朝廷中，占有显赫的一席之地啊。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