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嫁娶侈靡之风在当时就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反对。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戴良，“嫁女，以竹方笥为严器”，陪嫁的只是疏衣、布被、竹笥、木屐。还有前面说过的那位因清苦但好学而被人赏识、妻之以女的鲍宣在这方面作风也很好，其妻少君嫁过来时，装送资贿很丰厚，鲍宣很不高兴，对妻子说：“你生长于富豪之门，习惯于修饰、享受，而我是生活贫贱的，对这些礼实不敢当。”妻说：“我的父亲因为你品德作风好，才叫我嫁给你。我既然做你的妻子，总按你的意见办。”鲍宣高兴地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志同道合了。”这位妇女就把华衣美服与侍从都退回娘家，换上布衣，和鲍宣一起归乡里。当然，在那种社会里像戴良、鲍宣这种人
是不多的。
在当时，闹新房的风俗已经兴起，宾客们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群书治要》引仲长统《昌言》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宜淫?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据记载，汉代汝南有个叫杜士的人娶妻，大家前来祝贺，喝了许多酒。
他的一个叫张妙的朋友在闹新房时开玩笑，把杜士捆起来捶20下，又把杜的手足高悬于梁，杜竟一命呜呼了。
四、几种值得注意的婚姻形式
秦、汉及以后的封建贵族、地主和前世以至封建社会的后世一样，多妻制颇为盛行，除正妻之外，还有小妾、少妇、傍妻、小妇、妾、下妻、外妇、傅婢、御平等许多名义，而且往往不止一人。如《汉书?元后传》：“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汉书?孔光传》：“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期去或更嫁。”《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当时，如无子则买ae，在民间也是寻常事，如《意林》及《太平御览》三百八十八又三百二十六引《风俗通》说：“陈留有富室，公年九十无子，取田家女为妾。”九十岁还要买小老婆，这是多么畸形与丑恶！
这些情况，当然还是建立在男子统治与压迫女子、以女子为玩物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中间有许多丑闻秽事，如《汉书?王商传》：“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汉书?夏候婴传》：“颇尚平阳公主，主与父御婢奸，自杀。”
《汉书??幸传》：“张彭祖为其小妾所毒，薨。”《汉书?淳于考传》：“许皇后姊?为龙额思侯夫人，寡居。长与?私通，因取为小妾。”至于《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说：“赵相奏乾居父丧私其小妾，坐削中丘县。”这是因为在父丧期内还娶小老婆，触犯了封建礼法中的大忌，所以才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否则，在封建社会中多妻是完全合法的。
婚姻形式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重亲。重亲就是婚姻之家再结婚姻，即所谓“亲上加亲”。重亲可分三种：姻家恒为姻家，婚家恒为婚家，还有姻家、家互为的情况（指《仪礼士昏礼记》的说法，女氏称婚，婿氏称姻）。这种情况，按历史记载，多实行于王室、贵族，当然民间也有，只是未具体地记载于历史罢了。由于亲上加亲，就结成了一个个颇为复杂的关系网，如《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
至于下面一种情况就更复杂了。《后汉书?耿?传》：“父况，及况卒，少子霸袭父爵。?卒，子忠嗣。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麋侯霸卒，子文金嗣。女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显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长社公主。……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
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其实质是为了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扶持，相互利用，从而用重重的婚姻形式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关系。从这也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很少是爱情的结合，往往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
由于“亲上加亲”，结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网，婚姻有时是在同辈之间进行，有时却是在不同辈之间进行。这并不是由于疏忽，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这是马虎不得的，只不过是家族利益超过了对辈份的讲究而已。
另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周制同姓不婚，而汉朝人结婚似不避同姓。
如《汉书?王诉传》：“诉薨，子谭嗣。谭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由此看来，王莽和其妻是同姓。又如《通典》：“吕后妹嫁于吕平”，也是如此。
用现代科学观点来看，同姓联姻，并非不可，因为同姓未必有多近的血缘关系。但汉代的不同辈通婚，尤其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不同辈通婚，如亲母舅娶外甥女、姨侄娶姨母、表侄娶表姑母等现象很值得分析。可以从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来考虑，还可能是古代血缘婚的回光返照。
五、绝婚与改嫁改娶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之际，绝婚（即离婚）与改嫁改娶之事甚多。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从中既可以看到封建礼法与贞节要求的萌始，可以看到男子以及整个宗法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又可以看到在绝婚与改嫁改娶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这是显然不同于宋、元、明、清等后世的。
绝婚的第一种情况是男弃其妇，这样做有许多原因：一是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无子弃，绝世也”，这正是七弃（或七去）之一。《东观汉纪?应顺传》：“顺少与同郡许敬善，敬家贫亲老，无子，为敬去妻更娶。”其实，无子不一定是女方的问题，这实在是很冤枉的。
二是口舌之故，即女方说“错”了什么话，闹了些家庭矛盾。例如汉朝的那个陈平，年轻时是个浪荡子，不事生产，他的嫂嫂看不过去，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如“有叔如此，不如无有”等，陈平之兄知道后，就逐其妇而弃之。人云，这种做法也符合七弃（或七去）之一：“口舌弃，离亲也。”其实，这也是很不公正的。这
正像后来刘备所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安可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自然是如此。
三是盗窃。七弃（或七去）之一是“盗窃弃，反义也”。其实，这种所谓“盗窃”，往往不是什么大事。如《汉书?王吉传》：“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这棵枣树是邻家种的，枝果伸到王吉家来了，王吉的妻子摘了一些给王吉吃，结果王吉为之和她离了婚，这真是视婚姻为草芥，视女子为草芥。
四是女性嫉妒。七弃（或七去）之一是：“嫉妒弃，乱家也。”这样离婚当然有“充分理由”了。《后汉书?冯衍传》上说，冯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任氏女又凶悍、又嫉忌，不许冯衍畜媵妾，而且虐待冯衍前妻所生的子女冯豹、冯姜，后来冯衍把她逐出了门。关于这件事，冯衍写了一封信给任氏女的弟弟任武达，说明原委，这封信在历史上颇为有名，人们常以此来教育女儿如何事夫，如何恪守妇道。
信云：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眇微，尚欲逾制，年衰岁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坏。五子之母，尚足在门，五年以来，日盛岁剧，以白为黑，以非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乱匪降天，生自妇人，青蝇之心，不重破国；嫉妒之情，不惮丧身。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抵掌，以有为无。痛彻苍天，毒流五脏，愁令人不赖生，念令人不顾祸，入门著床，继嗣不育，纺绩织?，子无女工，家贫无僮，贱为匹夫，故儿之，莫不凄怆，曾无悯惜之恩。唯一起，武达所见，头无钗泽，面无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穷，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贩糖之妾，不忍其志。计妇当去久矣，念儿曹小家无他使，哀怜姜、豹，当为奴婢，恻恻焦心，事事腐肠，汹汹藉藉，不可听闻，暴虐此婢，不死如发，半年之间，脓血横流。婢病之后，姜竟舂炊，豹又触泥涂，心为怆然，编谷放散，冬衣不补，端坐化乱，一缕不贯，既无妇道，又无母仪，忿见侵犯，恨见狼藉，依倚郑令，如居天上，持质相劫，词语百东，剑戟在门，何暇有让；百弩环舍，何可强复；举宗达人解说，词如循环，口如布谷，县幡竟天，击鼓动地，心不为恶，身不为摇，宜详居错，且自为计，无以上书告诉相恐，狗吠不惊，自信其情。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残之日，养痈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家室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这封信写得很生动，振振有词，凿凿有据，女方家族自然无话可说，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在冯衍这一边。当然，以今日的眼光看来，这也仅仅是一面之词，信中还不时流露出“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可能，任氏女确有许多缺点，但触犯丈夫的统治权，不许丈夫纳妾，危及丈夫的“权利”与“利益”也是原因之一。
五是女方德行差。例如《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说，有个叫汝敦的人，兄弟住在一起，父母有些遗产，嫂子很想独占，汝敦的妻子很贤惠，劝汝敦都给他们算了，于是汝敦把田宅、奴婢都给了兄嫂，夫妻俩搬出去住了。有一次汝敦在耕地时挖出了一件金器，妻子劝他送给哥哥，夫妻就一起去了。嫂子见他们来，以为是来
借钱的，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后来知道他们来送金器，又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时，哥哥感悟了，出其妻，把家财还给弟弟。从这件事看来，这位嫂子贪心，似乎是个“小人”，但这位哥哥也很差劲，弟弟与家媳让出父母遗产，他竟也全部接收，不以为愧了。后来，虽然感悟了，为什么马上和妻子离婚呢？自己能感悟，为什么妻子就不能感悟，为什么不帮助、教育她呢？这又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作怪了。
六是女方不得于父母，即没有把公婆侍候好，或是公婆对媳妇有偏见。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后汉书?鲍永传》：“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后汉书?列女广汉姜诗妻传》上说：“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这两件事都很不讲理，鲍永的妻子只是在婆婆面前喝骂了一条狗，就被离弃了。姜诗的妻子更冤，她本来对婆婆很孝，婆婆喜欢喝江水，她常走六七里路去汲江水，有一天刮大风，她没能及时返回，婆婆口渴了，只是为了这件事，就被离弃了，这是多么违背人情、人性！
七是为了一时的政治关系而去其妻。汉朝大将班超就发生了这种事。《后汉书?班超传》说，当时有个大臣李邑初去于阗，畏敌如虎，又妒班超之功，于是上书皇帝诽谤班超，说班超拥爱妾，抱爱子，安乐。
中国的婚礼习俗
一、交杯酒与结发夫妻
“合卺”这个词对于现代人而言是陌生的。然而，新郎与新娘的“交杯酒”却是每一个结过婚或参加过婚礼的人非常熟悉的。“合卺”就是指新婚夫妻在洞房之内共饮合欢酒。卺是飘之意，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用以饮酒，就叫合卺，合卺始于周代，后代相卺用匏，而匏是苦不可食之物，用来盛酒必是苦酒。所以，夫妻共饮合卺酒，不但象征夫妻合二为一，自此已结永好，而且也含有让新娘新郎同甘共苦的深意。正如《礼记》所载：“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
宋代以后，合卺之礼演变为新婚夫妻共饮交杯酒。《东京梦华录?娶妇》记载：新人“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饮讫，掷盏并花冠子干床下，盏一仰一合，谷云大吉，则众喜贺，然后掩帐讫。”这个仪式的象征意义是意味深长的。
用彩绸或彩纸把两个酒杯联接起来，男女相互换名，各饮一杯，象征此后夫妻便连成一体，合体为一。当然很多情况下，“惟新妇羞涩，不肯染指一尝”。（民国：《解县志》）
饮过之后把杯子掷千床下，以卜合谐与否，如果酒杯恰好一仰一合，它象征男俯女仰，美满交欢，天覆地载，这阴阳合谐之事，显然是大吉大利的了。民国时期，山西民间结婚，拜天地之后，“导入洞房，婿先进，上床踏四角，新娘继入，坐床后隅，饮交杯酒，是日‘合卺’，合卺之后，尚有谒祖日见勇姑等礼，大抵于结婚之低俗作品请删除行之”。（民国：《浮山县志》）
今天，山西农村青年的婚礼上，交杯酒是必不可少的，但其形式比古代要简单的多。男女各自倒酒之后两臂相勾，双目对视，在一片温情和欢乐的笑声中一饮而尽，或者是在洞房或是在举行婚礼的大厅、饭店、酒楼。按民俗传统，交杯酒是在洞房内举行的，所以都把合卺与入洞房连在一起，但不管此俗的表现方式有何不同，其寓意与心态都是一致的，结永好、不分离的暗示对于新婚夫妻今后长期的婚姻生活都会产生影响。
当人们置身于偏僻山村的婚礼中，不管平常人们的生活多么艰辛，但通过交杯酒所洋溢出的欢笑，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爱情的坚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照婚礼习俗，在交杯酒过后，常常还要举行结发之礼。结发在古代称合髻，取新婚男女之发而结之，新婚夫妻同坐于床，男左女右。不过，此礼只限于新人首次结婚，再婚者不用。人们常说的结发夫妻，也就是指原配夫妻，娶妾与续弦等都不能得到结发的尊称。
古代婚俗中，结发含有非常庄重的意义，后来这一习俗逐渐消失，但结发这一名词却保留下来了。结发夫妻受到人们的尊重，结发向征着夫妻永不分离的美好含义，如同交杯酒一样，在农村仍然得到大多数人的充分肯定和赞许。
在男人们可以娶妾、养姨太太的时代，结发夫妻就显得尤为突出。以至于不论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新科进士，还是突发横财的商人地主，在攀援富贵、寻花问柳、续纳小妾之时，一般都要对结发夫妻保持一定的尊重。
在中国人的心理和情感上，从古至今，漫漫几千年，尤重结发夫妻。
因为结发意味着“第一次”。在男女授受不亲，人们一生中深交的异性寥若星辰的情况下，结发，意味着第一次接受了异性的新鲜，第一次发出会心的微笑，第一次品尝了爱的幸福，第一次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庭。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第一次都是弥足珍贵，值得珍惜的。
此外。结发还具有庄严、神圣、天意、缘份等等得到社会认可的深层含义，在此基础上，婚姻的双方产生了义务和责任感。
二、闹洞房的秘密
闹洞房是婚礼的最后程序，也是任何婚礼都不可少的内容，它是婚礼的**，也是最热闹最有趣的节目。
新婚之夜，亲戚朋友围坐房中，对新娘百般戏谑，称之为“闹房”、“戏新娘”。闹的方式各种各样，各地有同有异。总括起来可分为文闹和武闹两种。文闹以较文雅的方式，往往都是向新娘出谜语、对对子，请其讲述恋爱经历及平常不见于口的男女之事，山西民间有称“说令子”，妙趣横生，迫使新娘无法对答而大出洋相，借以取乐。“是夕，好事者多以谈谐语编为词调，强使新妇歌之，名曰‘闹房’。近则变本加厉，庆贺之忱出以戏谑，抑失礼之甚矣。”（民国：《翼城县志》）武闹是使用较为粗野的方式，不仅口出秽言，还对新娘动手动脚，颇有恶作剧的性质。
闹洞房时，平辈的、晚辈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纷纷拥入新房，喜笑逗乐，尤其是新郎的朋友，他们极尽所能，想出种种方式，让新娘当众表演，以逗乐取笑，俗话说“三日没大小”，除了爹妈都能闹。这期间，人们之间随随便便的关系是礼俗所允许的，很多禁忌都被解除了，颇似西方文化中的狂欢节。因此，无论如何戏闹，如何难以接受，新娘是万万不能反目生气的。如若气走了闹洞房的人，将被视为是新娘的任性，人缘不好，日后的光景就不会好过。
闹洞房是对新婚夫妻的一种祝贺方式。在民俗中，人们认为洞房中常有狐狸，鬼魅作崇，为了趋逐邪灵的阴气，增强人势的阳气，才闹洞房的，所以民间俗语说“人不闹鬼闹”。
闹房在功能上也是对新婚夫妻的考验，包括机智与耐心，原本是一种“关口考验”，但在民间往往行之过分，成为陋俗。
闹洞房的习俗起源甚古，《汉书》记载“燕地嫁娶之夕，男女无别，仅以为荣。”（《汉书》，《地理志》）闹房之俗可能起源于“听房”。在新婚之夜，亲朋好友在洞房窗外窃听新媳妇的言语和动作，人们感兴趣的无非就是男欢女爱之事。从性心理的角度讲，这种举动似乎正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低俗作品请删除”之举。以后逐渐演变成为戏弄新娘的闹洞房。此种风俗行至唐代，风行民间，不但男方亲属，贺宾客朋都有戏弄新娘的权利，连不相干的陌生人，也可以中途阻拦，品头论足，抚摸取笑，需索于难。这种习俗由古至今，已由个人行为变为集体行为。
综观闹洞房之俗，驱动人们听房、闹洞房的心理动机是复杂的。
首先，这是一种人们性意识的外化与下意识的冲动，人们从闹房戏妇与抚妇之中，表现了对异性的某种挑逗，发泄出来之后便可克服既羡且忌的心理，以达到性在“下意识”界域的某种平衡，这种对异性的态度与行为在平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闹洞房正好提供了一种机会。
其次，闹洞房是传统婚姻中包办婚姻的产物。因为只有在新婚典礼之后，激动的新郎才可搞开新娘的红盖巾，这对新人以前不相识，无相交，更无情感的沟通，第一次见面便要共堕爱河，显然是陌生和难堪的。因此，闹洞房习俗可以消除彼此的距离和陌生感，协调俩人之间的紧张气氛，融洽感情。无疑，洞房之闹是百米赛跑前的必要准备。
再者，在兴旺发家的心理趋动下，大多数的新婚之家，都存在着既苦于众亲友之闹，又乐于让其闹的双重心理。
闹房可以使双方的亲友们熟悉起来，显示家庭宾朋满座，兴旺发达，增进亲友间的沟通与感情，以及邻里间的和睦。
热闹是中国人生活的美学理想，闹洞房正是臻于此境的手段。热闹了才能形成喜事喜庆的氛围，闹是一种快乐的场景，是一种欢腾与兴旺发达的象征，只有闹、大闹特闹，喜庆才有市场，财路才可大开，人丁才能兴旺。
三、洞房验贞
在中国，性行为是一种受习俗高度制约的行为。人们不仅对公开的、合法的性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习俗的规范试图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
在《诗经》中，我们可以谈到许多妇女与情人们私奔的故事，至少在孔子时代，社会上层中，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之混乱多少有如堕落的罗马时代。当时离婚很容易，再婚也并不难，少女的贞操还不是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然而，随着儒学的兴起，特别是宋代的理学泛滥之后，妇女被认为要对社会道德负起责任，理学家们强迫妇女生活在禁闭的世界里，寡妇再嫁是道德上的罪恶，极其珍视妇女的贞洁。
此后，中国人对于妇女贞洁的崇拜也就成了一种心理上的痴迷。这种痴迷的一个恶劣的例子便是所谓的“洞房验贞”。这种习俗把新娘子的贞洁与否，变成了一种当场验明并有众人在一旁作证的**裸的处女检验，可悲的是，新郎并不以为这是对自己情感的亵读，新娘也不觉得是对自身人格的侮辱。习俗已经扭曲了人们的心灵。
洞房验贞的习俗在民间被称作“验红”、“授巾”，古已有之。一般是在结婚之日，由新娘之母送给女儿或者女婿的白色巾帕，以为初行房事时之用，民间也称“喜帕”。
旧时，历朝定婚礼，都有授巾之礼。有的地方如广东，授巾之后，新郎新娘关门入室，**作爱，而新郎的父母亲友则在门外静候，风流之后，新郎手捧朱盘，盘内放着所授之巾，盖以红帕，其所示新娘为处女新红，众人皆大欢喜，纷纷表示祝贺，并以烧猪送于新娘娘家。在此之前，娘家人一直揣惴不安，惟恐新娘不见处女红。
由于**是否破裂成为检验贞女的唯一标准，一旦未见其红，新郎与家人便要归因于新娘不贞，至少在心理上要产生很大的猜忌与不和，形成隔膜。轻者使新娘无言以对，受辱终生，在婆家和丈夫面前无地位，重者由媒人遣送女子返回娘家。
重视处女红，是中国社会的普遍观念。善于观察的文人们又把其赋予了浪漫的情调。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记述了张生与崔莺莺的幽会之后，特别提及香巾，他写道：“（**花）春罗儿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灯下低睛觑，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
剧作家汤显祖在其《邯郸梦》那颇具艳丽色彩的对白中曰：“好夫妻进洞房花烛，……大河犯客槎，猛擒拿，无媒织女容招嫁。休计挂，没嗟呀，多喜檀郎蘸眼惊红乍，美人带笑吹银蜡。今宵同睡碧窗纱，明朝看取香罗帕。”
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了一个人娶新娘后未见处女红，文人袁可潜赠与如梦令一首“今夜盛排宴筵，准拟灵芳一遍，春已去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
今天，在山西农村，验红之俗已不多见。但有些地方常在新婚的第二天早上，把见红的白毛巾放在新房外的明眼处，以示外人表明新娘是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