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时势造英雄”，若是没有时势的成全，若是没有天下大乱的破立机遇，那“英雄”纵是有天大的才能、本事，也是无从施展得开的。

不闻“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乎？君又不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也？

朱重八等部之所以能够在江淮之间站稳脚跟儿，其实也部分仰仗着来自北面的刘福通等部的掩护，不然数十万元军的枪口都一齐对着重八同志，肯定会够他受的――被人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几乎就是一种必然的命运。

而借别人的力办自己的事，这却正是一种搭便车的智慧；愈到后来，这朱重八愈是对于此道驾轻就熟起来。

话说就在至正十五年前后，整个天下的形势又得以一大变。在挺过了最初的艰难困苦的几年之后，红巾军各部都越发壮大起来，已经不再安于坐等着人家上门来进攻、围剿了，相反，他们要打到外线去，解放全中国。

至正十五年一月间，元军多路人马消灭红巾军主力的企图被粉碎。二月，刘福通把老战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一个犄角旮旯里给拾翻了出来，拥立了这韩林儿为“小明王”，并建都于亳州，国号宋，改元为“龙凤”。而老刘自己则历任平章、丞相等职，掌握着一干的军政大权。

这龙凤政权的建立（即定鼎），可谓是当时整个革命大业中的关键一步。因为有了体统，它从此就可以正式号令麾下的红巾军，并对他们统一指挥了；因为有了名分，大家的奋斗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

另外，虽然龙凤政权的组织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松散的，但名义有时候也是少不了的。比如说它沿用了“宋”的国号，如此宣传，对于拉拢广大汉人自然就是作用非凡的。这大汉主义，就譬如一面再醒目不过的旗帜！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之，这大事就算是已成功了一大半了。

至正十七年（1357），由于红巾军部将毛贵在山东一带搞得红红火火，几乎在整个山东地区都建立起了自己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重视根据地建设，重视培植自己的根本所在，这才是一个有识之士的所为。想那陈胜、吴广当年，黄巢当年，乃至李自成当年，都是吃了没有根据地或根据地根基不牢的亏。

欲闯荡天下者，必先偏隅一方，而后深固根本，既能打出去，又能缩回来。此后就可以见机行事，这样事业就可慢慢做大。

“根据地”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企业的王牌产品，只有先做好了它，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才有资金、经验等保证。如果换一种角度来说，对一个渴望事业成功的人，家里要有一个可以寄托心灵、安于守侯和承担的爱人，名利场上则要有自己的团队――团队的成员是棋盘上的棋子，操盘手就是你。

正是见于山东地区的政权稳固及辉煌战果，所以这刘福通才急不可耐地决定大举北伐。

老刘等人将北伐军分为了三路：以山东的毛贵为主力，由东路沿运河而上直攻大都；以关先生、破头潘（绰号）部为中路，绕道山西，转攻河北，与东路配合对大都形成钳形攻势；调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部至陕西，增援在那里的义军，以牵制元军的羽翼。

红巾北伐军起初好不轰轰烈烈，比后来太平天国北伐当然要壮观得多。他们在自己的旗联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表示了其恢复汉人江山、灭亡元朝的坚强决心，自然一贯嚣张、臭名在外的大元城管及强拆队，更是大军锋芒所指。

但是，整个北伐之举显然是操之过急了，不说元军那边实力尚强，就是红巾军内部其领导、指挥、协调、后勤，未必都是能经得起考验的。

一个组织的迅速扩张，一方面会引起整个组织结构的失衡，另一方面也多半会导致其领导人的盲目乐观情绪。显然，这老刘就是被眼前的胜利给冲昏了头脑。

因此，由于红巾军立足未稳，尤其组织、斗争经验的严重缺乏，最终他们所拟定的北伐战略意图都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