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撒在舟麟身上才几个小时，就又阴天了。阵阵冷风吹过，下起了雨。雨不大不小的下了一宿。舟麟早晨来到工作室，天还是不开晴，他对英子说：这天对修路的人来说挺好的，不用干活。说着点开了第十七节：小龙女说：“历史选择了达尔文作为生物科学的创始人，似乎纯属偶然。龙界选择了你，也是带有偶然性的。不过这都是必然的结果。”
灰鸽说：“当然不是偶然，我出生于富裕的医生家庭，在青少年时代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而不象是肩负历史使命的天才。我的父亲有一次指责我说：“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固然，这时候我很热衷于收集矿石和昆虫标本，但这是在男孩子当中很普遍的一种爱好，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虽然我现在可以认为我未来的科学研究乃是儿时兴趣的延续。”
小龙女听到这，见基因阶段复制合成获得成功，异常高兴。她对灰鸽说：“达尔文先生，不，灰鸽先生，我对你认知应该建立在你真实的回顾上。”她心想：达尔文的阴谋即将揭开。
灰鸽点点头说：“1825年秋，我父亲准备让我继承他的衣钵，把我送进了爱丁堡医学院。可惜，我对医学毫无兴趣，更要命的是，我天性脆弱，不敢面对手术台上的淋漓鲜血。两年之后，只好从医学院退学了。医生是当不成了，当牧师也是个体面的职业，我听从父命，进了剑桥学神学。虽然我对神学也没有什么兴趣，花在打猎和收集甲虫标本上的时间恐怕比花在学业上的要多得多，却也终于在1831年毕业，准备当个乡间牧师了此残生。小龙女。我现在好象是在晚年一样回顾我的一生，我认为我的所有这些所谓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浪费。我觉得正式的课程枯燥无味，也没能从课堂上学到什么。但是在这些年，我在课余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科学训练。我在博物学上的天赋也得到了这些博物学家的赏识。1831年，当植物学家亨斯楼被要求推荐一名年轻的博物学家参加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时，他推荐了我这个他的忘年交。我的父亲竭力反对儿子参加航行，认为这会推迟儿子在神学职业上的发展。在我的一再恳求下，老父亲终于作出让步，表示你若能找到一个可敬的人支持他去，你就可以去。我找到了舅舅、我未来的丈人来说服父亲，并侥幸通过了以苛刻著称的费兹洛伊船长的面试，于1831年底随贝格尔号扬帆起航，途经大西洋、南美洲和太平洋，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一路上我做了大量的观察笔记，采集了无数的标本运回英国，为我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五年之后，贝格尔号绕地球一圈回到了英国。”
小龙女听的是津津有味，还不停的鼓励灰鸽继续，不要停下来。
灰鸽边回忆边继续说：“当我踏上贝格尔号的时候，我是个言必称《圣经》的神学毕业生、正统的基督教徒，我的虔诚常常被海员们取笑。但是当我返回英格兰时，在我看来《旧约》不过是一部“虚假的世界史”，其可靠性并不比印度教的圣书高。我完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并逐渐成为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怀疑论者或理性主义者，而其出发点，就是对“一切生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信条的怀疑。”
小龙女说：“你变了，然而你变化的过程还需要细细道来。说得越有意思，越真实越好。”
灰鸽说：“在环球航行时，有三组事实使得我无法接受神创论的说教：第一，生物种类的连续性。我在南美洲挖到了一些已灭绝的犰狳的化石，与当地仍存活的犰狳的骨架几乎一样，但是要大得多。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现今的犰狳就是由这种已灭绝的大犰狳进化来的。第二，地方特有物种的存在。当我穿越南美大草原时，我注意到某种鸵鸟逐渐被另一种不同的、然而很相似的鸵鸟所取代。每个地区有着既不同又相似的特有物种，与其说这是上帝分别创造的结果，不如说是相同的祖先在处于地理隔绝状态分别进化的结果。第三，是来自海洋岛屿的证据。我比较了非洲佛得角群岛和南美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生物类群。这两个群岛的地理环境相似，如果生物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下应该创造出相似的生物类群才是合理的，但是这两个群岛的生物类群却差别很大。事实上，佛得角群岛的生物类群更接近它附近的非洲大陆，显然，应该认为岛上的生物来自非洲大陆并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进化过程在加拉帕格斯群岛上更加明显。我发现，组成这个群岛的各个小岛虽然环境相似，却各有自己独特的海龟、蜥蜴和雀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上帝故意在一个小岛上创造这些独特的物种，更合理地，应该认为这些特有物种都是同一祖先在地理隔绝条件下进化形成的。
1837年，在贝格尔号之行结束一年后，我开始秘密地研究进化论。我的第一堆笔记，是家养和自然环境下动植物的变异。我研究了所有可能到手的资料：个人观察和实验、别人的论文、与国内外生物学家的通讯、与园丁和饲养员的对话等等，很快得出结论，家养动植物的变异是人工精心选择造成的。但是自然环境下的变异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仍然不清楚。一年之后，我在休闲时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因此必然导致贫困和对生活资料的争夺。我突然意识到，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可以应用于生物界。所有的生物的繁殖速度都是以指数增长的，后代数目相当惊人，但是一个生物群的数目却相对稳定，这说明生物的后代只有少数能够存活，必然存在着争夺资源的生存竞争。我进一步推导：任何物种的个体都各不相同，都存在着变异，这些变异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会影响生存能力，导致个体的生存能力有强有弱。在生存竞争中，生存能力强的个体能产生较多的后代，种族得以繁衍，其遗传性状在数量上逐渐取得了优势，而生存能力弱的个体则逐渐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其结果，是使生物物种因适应环境而逐渐发生了变化。我把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
因此，在我看来，长颈鹿的由来，并不是用进废退的结果，而是因为长颈鹿的祖先当中本来就有长脖子的变异，在环境发生变化、食物稀少时，脖子长的因为能够吃到树高处的叶子而有了生存优势，一代又一代选择的结果，使得长脖子的性状在群体中扩散开来，进而产生了长颈鹿这个新的物种。
虽然我在读了《人口论》之后就有了灵感，马上就有了自然选择的想法，但是要过了四年，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之后，我才开始把这个理论记录下来，并把手稿送给一些朋友征求意见。我太清楚一旦自己的理论发表将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震撼了，而做为一个天性平和的人，这是我想要尽力避免的，因此我留下了一份遗嘱，有关进化论的手稿只能在我死后发表。”
小龙女听到这，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也是达尔文阴谋的重要环节。
灰鸽没有发现小龙女侦探般的目光，他继续说：“但是在1858年夏天，我收到了华莱士的信，迫使我不得不在生前发表自然选择理论。华莱士是一个年轻的生物地理学家，当时正在马来群岛考察。跟我一样，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的地理分布特点也促使他思考生物进化的问题。那一年的二月，他生了一场间歇热，在病中突然想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也因此独立地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他出身贫寒，又极其反对基督教，没有我做为上层社会人士的种种顾虑，因此以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用三个晚上就写成了一篇论证自然选择的论文，寄给我征求意见。他并不知道我此时已研究了二十年的进化论，之所以会找上我，完全是由于我在生物地理学学界的崇高地位；而这个地位，在我完成贝格尔号航行后就确立了。
当我读了华莱士的论文，见到我自己的理论出现在别人的笔下时，其震惊和沮丧可想而知。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压下自己的成果，而让华莱士独享殊荣。但是我的朋友、地理学家赖尔和植物学家虎克早就读过我有关自然选择的手稿，在他们的建议下，我把自己的手稿压缩成一篇论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在1859年林耐学会的学报上。这两篇论文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也是在赖尔和虎克的催促下，我在同一年发表了《物种起源》，篇幅只是我准备多年的手稿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才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征服了科学界。”
小龙女心想：“这块是达尔文阴谋的症结所在。”
灰鸽说：“由于《物种起源》的成功，也可能是被我的人格和智慧所折服，虽然华莱士与我同享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殊荣，他却总是把荣耀归功于我一人，并把自然选择理论称为“灰鸽主义”－－这个称呼沿用至今。我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进化论从此取代神创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当时，有关生物是否进化的辩论，也主要是在生物学家和基督教传道士之间，而不是在生物学界内部进行的。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当时的生物学家对接受这一点犹豫不决，因为自然选择学说在当时存在着三大困难。”
小龙女问：“什么困难呢？”
灰鸽答道：“第一，是缺少过渡型化石。按照自然选择学说，生物进化是一个在环境的选择下，逐渐地发生改变的过程，因此在旧种和新种之间，在旧类和新类之间，应该存在过渡形态，而这只能在化石中寻找。在当时已发现的化石标本中，找不到一具可视为过渡型的。我认为这是由于化石记录不完全，并相信进一步的寻找将会发现一些过渡型化石。确实地，在《物种起源》发表两年后，从爬行类到鸟类的过渡型始祖鸟出土了，以后各种各样的过渡型化石纷纷被发现，最著名的莫过于从猿到人的猿人化石。在现在被称为过渡型的化石已有上千种，但是与已知的几百万种化石相比，仍然显得非常稀少。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生物化石都是偶然形成的，因此化石记录必然非常不完全；另一方面，按照现在流行的“间断平衡”假说，生物在进化时，往往是在很长时间的稳定之后，在短时间内完成向新种的进化，因此过渡形态更加难以形成化石。
第二，是地球的年龄问题。既然自然选择学说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它就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我认为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几亿、十几亿年。但是当时物理学界的泰斗威廉?汤姆逊，即开尔文勋爵，一个神创论者，用热力学的方法证明地球只有一亿年的历史，而只有最近的最多两千万年地球才冷却到能够让生命生存。对于物理学家的挑战，达尔文无法反击，只能说“我确信有一天世界将被发现比汤姆逊所计算而得的还要古老”。今天人们已知道我是对的，而汤姆逊算错了，现在的地质学界公认地球有四十几亿年的历史，而至少在三十亿年前生命就已诞生。但是在当时，在地球的年龄问题上，人们显然更倾向于相信物理学权威。
第三个困难是最致命的：我找不到一个合理的遗传机理来解释自然选择。当时的生物学界普遍相信所谓“融合遗传”：父方和母方的性状融合在一起遗传给子代。这似乎是很显然的，白人和黑人结婚生的子女的肤色总是介于黑白之间。汤姆逊的学生、苏格兰工程师简金据此指出：一个优良的变异会很快地被众多劣等的变异融合、稀释掉，而无法象自然选择学说所说的那样在后代保存、扩散开来，就象一个白人到一个非洲黑人部落结婚生子，几代以后他的后代就会完全变成了黑人。我虽然从动植物培养中知道一个优良的性状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但是我没有一套合理的遗传理论来反驳简金。我被迫做出让步，承认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也是成立的，可以用来补充自然选择学说。事实上，在我逝世前后，生物学界普遍接受拉马克主义，而怀疑自然选择学说。”
灰鸽的基因突然恢复到正常，因为，他没有1882年脑细胞死亡的记忆。小龙女的移植灰鸽阶段性脑细胞脱落了。
小龙女没有打扰他，只是说：“如果达尔文知道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实验，就不会在遗传问题上陷入绝境了。”
灰鸽说：“孟德尔在1865年就已经发现了基因的分离定律和独立分配定律。生物遗传并不融合，而是以基因为单位分离地传递，随机地组合。因此，只要群体足够大，在没有外来因素，比如自然选择的影响时，一个遗传性状就不会消失，肤色的融合是几对基因作用下的表面现象。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一个优良的基因能够增加其在群体中的频率，并逐渐扩散到整个群体。很显然，孟德尔主义正是达尔文所需要的遗传理论。可惜，孟德尔的发现被当时的科学界完全忽视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孟德尔主义在1900年被重新发现时，遗传学家们却认为它宣告了达尔文主义的死亡，在他们看来，随机的基因突变，而不是自然选择，才是生物进化的真正动力。只有一些在野外观察动植物行为的生物统计学家仍然信奉达尔文主义，因为他们所观察到的生物对环境的奇妙适应性，是无法用随机的突变来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