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接过伙食团的日常事务之后，李达的生活更加充实起来。他每天清晨很早就起床，到小镇的大桥上去买最新鲜的蔬菜。这不仅是同事们的需要，也是和小影达成的一种约定――每天早上必须按时起床，在买菜之前或者之后陪小影转两三公里的山路；他们谁先起床，谁就要立即通知对方，彼此互相监督互相提醒。所以，那些起早床的人们，往往在这个时候可以碰上这对浓得热烈而甜蜜的恋人。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买菜的事。

以前李达也经常买菜，不过，那是才参加工作的时候，营业所因修宿舍大楼撤销了伙食团，不得不单独开火。其中一段时间，李达、肖军和江文他们三个单身汉觉得独自一人开火既不方便，又不划算，便联合起来请单位的炊事员熊老娘为他们三人专门弄饭，每人每月交五十元的生活费。李达刚参加工作，又是从农村出来的，便主动承担起买菜的义务。不过，没过多久就散伙了。散伙不是因为李达嫌肖军和江文懒散，也不是因为肖军和江文嫌李达赚了钱，而是李达自己过意不去，觉得自己饭量太大，肖军和江文两人加起来都没自己一人吃得多，加上肖军和江文还经常另掏腰包买些额外的酒肉之类，而李达在这方面恰恰没有条件和优势，觉得这样做实在不好意思，便主动退了出来，又开始独立开火。不管是自己单独开火，还是和肖军、江文一起开火，李达买菜从不讲价还钱。不是他看不起那些角角分分的小钱，也不是他没有商业意识，而是他看到那些拖娃带崽儿卖菜的老农和妇女，便想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仁慈之心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认为农民种菜和卖菜很不容易，何况随便买一点就可以管上几天几顿，所以，他总是定点买那些老人和弱势妇女的菜，只要选好了，人家把称一过，也不管卖菜的人是否短斤缺两，把钱一付就走人。要是其他人买菜就一定这样，特别是那些老年人买菜，总是要精挑细选，在价格方面哪怕一分钱也尽量压下来；还有就是斤两方面也吃不得半点亏，在甲地买了菜，还要跑到乙地去称一下，看是否吻合得起来。所以，那些菜农有时候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和老年人打那些嘴巴仗，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打发开去。要是李达去买菜，菜农们就高兴多了，打心眼里认为李达是最优秀的消费者，从来不在菜的质量、数量和价格上占李达的便宜。

但自从营业所修好新宿舍恢复了伙食团之后，李达就基本上没有买过菜。

现在接过了伙食团的事务，又开始和那些菜农们打交道。可是，菜农们发现，李达现在买菜开始讨价还价了。

有菜农疑惑地问道：“你怎么突然变得小家子气？”

李达笑着解释道：“不是我小气，而是必须这样做。以前是给我个人买菜，现在是为大家买菜，不能因为个人的意愿和行为影响单位和集体的利益，更不能让别人认为我是个投机取巧贪小便宜的人，否则，谁愿意请你办事？谁还信任你？”

菜农们听了，无不佩服和理解。单位和同事们听说后，也对李达更加信任和尊重。李达也觉得自己的崇高品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以，尽管有时候很累，他也乐此不疲。

然而，这种难得的心情没过多久，便被经济上的压力和命运的困惑抵消了。

那是一天傍晚，冬天的天气黑得特别早，李达刚吃过晚饭，从伙食团走到营业所的大门口，就已经辩不清街上的行人了。模模糊糊的视野里，他看到两个人径直朝他走过来，从走路的姿态来看，仿佛就是袁立方和自己的弟弟李标。李达的心头一紧，不由得疑惑起来，心想：不应当是他们吧？如果是他们的话，怎么会戴着白色的帽子呢？再说，袁立方帮自己带工人到三叔那里去，还不到一个月呢；还有弟弟李标，不是在河北那边吗？他和袁立方既不相识，又天各一方，怎么会走到一起呢？

事实证明，李达的眼力没有错，但判断却错了。随着两人越来越近，李达不禁惊讶道：“还真是你们啊？怎么成了这幅模样？”

原来，他们的头上并不是白色的帽子，而是受伤后缠着的绷带。

袁立方紧紧握着李达的手，长叹一声：“总算见到你了，差点儿连命都丢了啊！”

李达连忙把他们请到屋里说话，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袁立方和李标这才一五一十的讲述起来。

原来，那凤县的铅锌矿洞是私人老板开的，袁立方把工人带去之后，对方不说任何条件，就要求工人马上干活。

工人当然不同意，要求李达的三叔李荣必须和老板签订有效的书面协议。

可只听得老板对李荣说：“只要干了活，保证按时结帐，不需要签订书面协议。”

为了做到两不误，李荣决定一边组织工人上班，一边与老板讨价还价。可是，半个月过去了，老板却拒不签订协议。

工人们认为，从早到晚在洞子里开山取石，挖泥运土，不签订协议就等于拿生命作赌注，万一到时候结不了帐，岂不是白白地干活？那时候，在外地务工特别是在矿山上务工，一做几个月结不到工资的情况太多太多。于是，工人们果断停工。

李荣去找老板说明原因，说如果不签约，工人就不做了。没想到老板是吃黑的地皮，一气之下大骂道：“不做就滚蛋！”

工人们一想，反正是卖力的人，哪里找不到事做？滚蛋就滚蛋，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结清工钱。

可老板却理直气壮的表示：“滚蛋可以，工钱没门！

工人们也有准备：你不付工钱，可以呀，我们有的是办法！

于是，袁立方和几个工友一商量，半夜三更的时候，由两个人把看守仓库的保管员约出去喝酒，另外的人便偷出那些爆炸物资和工具来，径直运送到预先联系的买主那里。

对方很快就发现了，连忙报案。还没来得及逃离，派出所的警车就上了山，以查身份证为由，把他们骗了出来。而老板手下带领的一帮人马早已等候在那里，不问清红皂白就开打。

工人们毕竟也在天南海北见了些世面，发现苗头不对，连忙操起棍棒器具对仗起来。

就这样，两起人马如在战场上一般，彼此针锋相对，只见那场面：这边的鞭子抽来，那边的棍棒上身；这边的拳头挥来，那边的脚毽踢出；这边脸上开始流血，那边手擘也受了伤……你进我退，你来我挡，不分高下。

只听得警察一声枪响，工人们全都吓傻了，在真枪实弹面前，再也不敢和对方以死相拼，只得规规矩矩地放下手中的武器，全被带走了。

李荣见场面已经不可收拾，只好暂时躲藏起来。等工人们被带走之后，他才一个电话打到潼关县，请求那边的朋友帮忙。朋友正好有一位亲戚在凤县公安局上班，通过各个环节和关口，总算把事情摆平了，没有让工人们吃更大的亏。

就这样，不到一个月，袁立方带去的工人不仅没挣到钱，而且全都负伤而归。

面对袁立方和李标，李达心都凉了，自己为了帮三叔找工人，不仅垫付的两千元路费泡了汤，而且还差点儿出现人命关天的事，这个结果比最坏的预料和担心还糟糕。由袁立方贷出的两千元贷款不得不由李达自己承担，虽然和三叔说好了，抵两千元的债务，但这两千元对于李达来说，又产生了每月二十元左右的利息支出。

还有弟弟李标，也是听说三叔那里差工人，才从河北赶过来，原以为可以多挣一点儿钱，没想到却多的都失去了。想起弟弟，李达更加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担忧叠加在自己的压力之上。

再想想农民工的命运，李达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困惑与沉思中。他亲眼看到并且亲身体会过，多少农民兄弟和亲友，从一开年就出门，可到了年底连路费都拿不到。特别是在那些矿山上打工的人，有的连老命都丢了，还得不到一分钱的补偿，打工的命运就这样苦不堪言。可是，如果不出门打工，呆在家里又哪儿去找挣钱的门路呢？为了生计，为了生存，即使面临难以估量的风险和不幸，也不得不在异地他乡做那些本就不想做的事。命运啊，为何就那么不可预测和把握？

唉，当农民的，打工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如果没有充分的社会保障机制，日子真的就那么一声叹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