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建武三年（公元487年）秋天，北魏军再次南下，接连攻下了新野和南阳，前锋直逼雍州，即湖北襄樊。齐明帝萧鸾赶忙派萧衍、左军司马张稷、度支尚书崔慧景领兵增援雍州。第二年，魏军破齐新野、南阳。崔慧景、萧衍至邓城，大败，退回襄阳。因萧衍全师而归，授萧衍为辅国将军，监雍州事。这年七月，痛杀齐高帝子孙的齐明帝萧鸾也病死，遗诏以萧衍为都督、雍州刺史。从此萧衍就有了一块固定的根据地，这为他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他日后争夺萧齐政权的资本。

继位的是太子萧宝卷，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东昏侯。其时北魏孝文帝在悬觚准备大举攻齐，闻齐明帝死，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北还。这个孝文帝还挺能卖乖，他当时也已经是精疲力竭，正好趁此就坡下?。

这个萧宝卷比起前朝的两个废帝刘子业和刘昱，被他老爸废掉的萧昭业，以及后来北齐的高氏兄弟，在残暴昏聩方面可是毫不逊色。我们翻看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三百年间的那些大小王朝，除了北魏以外，其余如魏晋、北周北齐、南方的宋齐梁陈这些朝代王族的“基因”退化都非常快速。没两三代就成了老子英雄儿孬种―孬种还好，可恨的是个个凶狠嗜杀，搅得天下动荡不安，百姓愁苦不堪。难道真是因为那几百年天上凶煞下凡，或者水土不好。有些人会归结为皇家不重视教育，社会风气不好，北魏的汉化，择君不能立贤等等诸如此类的原因。当然，这些因素是有的。

但最为根子里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门阀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少数名门望族以世袭的方式把持垄断着国家政权，享受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特权。没有竞争，就只有退化。那些王孙公子，一出生就是锦衣玉食，无论才德如何，长大后都是锦绣前程。

在这样的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世家子弟只能是一群弱不禁风、不学无术、不思进取、自以为是、虚伪自私、猜忌多疑的纨绔子弟。整个士族阶层沉浸在那种追求浮华，注重表面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毫无筋骨的文化生活之中，逐渐丧失应有的社会道德和责任感，任意胡为，而社会又缺少一套强有力的伦理纲常来引导并约束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何能安居乐业，国家何能长治久安？

我们还可以清晰的看到，在门阀政治气氛仍非常浓厚的隋朝，也因此煌煌盛世只能昙花一现。甚至在盛唐，这种政治制度的影响依然恶劣。与隋朝相比，唐朝国祚长久很多时候只是在关键时刻运气好一点而已。而正是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深入人心，士族政治的逐渐瓦解，庶族寒门的子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政治当中来，给政治社会生活注入更多的活力，国家的发展和命运才避免了由过多的偶然性因素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