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史研究方面，梁武帝颇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梁武帝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梁武帝对《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很不满，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梁武帝的诗也写的很好，他当年就是有名的“竟陵八友”之一，建梁称帝后，他诗兴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虽然才华过人，且是开国之主，可梁武帝的诗风依然是当时流行的“嘲风月，弄花草”（白居易语），“风云气少，儿女情多”。所以梁武帝的诗说精致宛转则可，却是少了一份君王应有的浑雄博大的气度。这也反映了为什么他最终没有取得大的历史功绩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虽有出众的才华，可终是器宇不足。

除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外，梁武帝对音乐也颇有研究。他素善钟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我国传统器乐的表现能力。《隋书.音乐志》记载梁武帝“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如“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廷用十六曲”，梁武帝“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自然，这些新歌中有许多是颂扬佛教的，如《善哉》、《大乐》、《大欢》、《大道》、《仙道》、《神王》等。

同时，梁武帝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他的围棋也下得非常好，而且非常的痴迷，名将陈庆之就是靠着陪他下棋熬出头的。

东晋南朝，是我国最为重视书法的时代，这个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书法家。梁武帝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可以在古代善书的帝王中排上前几位。当时梁武帝常与陶弘景探讨书法上的话题，陶弘景擅长行草书，师法钟繇、王羲之。二人间的对话被整理为《与梁武帝论书启》流传于后世，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典籍之一。

同时梁武帝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帝王，而在此之前王羲之的声名往往被其子王献之所掩。也因为他的推崇，从那时的梁朝起，兴起了第一波学习“大王”书法的风潮。同时梁武帝还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著作。这四部书法论著不但显示作者自身书**底深厚，对书法有非常深刻独到的见解。单就其文章的写作而言，也是文采斐然，字字珠玑，实在是历代书法理论典籍中的精品。

每次读《梁书》和《资治通鉴》，都不得不承认梁武帝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全才。这么一个天纵之才如果不当皇帝，潜心学问，估计会取得让人叹为观止，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如果他能务实笃行，倾心国事，那么梁朝也断不会是后来的结局。可惜，他似乎更愿意在人生的每个方面四处出击，最终落得那么一个凄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