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厂长和黄玉林的观点很明确,他们认为只有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有发达的经济、文化和国防,才会有先进的科技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反过来说,这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国防是否强大,也正是检验这个国家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最有力依据。赵厂长接着说:
“小平同志说: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的一个新突破,就会带动一批新产业的发展。……
……马克思说过,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和技术。……
“在我国一直有人提出‘科教兴国’的基本思想。
“实际上生产和科技就像一对夫妻,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互相促进而缺一不可。科技成果必须用于生产和促进生产,只有高科技的生产过程和高科技产品才能在激烈竞争中站稳市场。反过来说,生产的深入发展必然对科技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也会对科技给予不断的大量投资,这样一来科技和生产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赵厂长说到这里略停一下,黄玉林及时补充说:
“企业就是生产者,科技的投入和发展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企业才是推动科技发展的主力军。在我国只有民族的优秀大公司集团和民营的大金融财团发展壮大起来了,那才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最重要基础。政府有关部门只要提供合理的政策和有利的政治环境,政府部门不宜参与具体领导科技发展。事实说明由党和政府来主持和领导的科技运动,那都是失败的!就像中国的大跃进那样。”
赵厂长接下来说:
“发达国家实行资本主义,‘资本’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西方国家正是使用‘资本’这个怪物,才能不断地创造和积累财富,财富又继续扩大了‘资本’,于是西方国家就快速发展了。发达国家的整个社会就是被那些优秀的企业群体支撑着,这些大公司也包括金融财团。那些优秀的企业家才是真正的社会精英,才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发达国家都有闻名世界的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世界知名品牌,都享有很高的世界范围的信誉。那些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地推陈出新,生产出物美价廉、科技含量很高的新产品。那些优秀的企业不断地创造出更为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好产品,供给国家和人民的各种需要。这些优秀的企业群体给人们提供就业机会,给国家提供税收,不仅促进着本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且带领着全世界的共同发展。那些大企业也在激烈地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地新陈代谢,以保持那些大企业的先进性和竞争活力。应该承认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甚至就是贪得无厌,可是在合理的体制管理之下,这种‘贪得无厌’和‘唯利是图’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资本家在无止境的追求财富,也正是如此,他们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推动社会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当然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它也有许多弊病,但是和封建**社会相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前进了一大步。当今的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制度的管理体制,才能实现较为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制的环境,那些欺诈蒙骗、巧取豪夺、行贿受贿、违反商业规律等等现象都会较快地被曝光和被制裁,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服务小姐一直在专注地听着,赵厂长和黄玉林停下了,服务小姐才露出了笑容,她说:
“你们说得太精彩了,我很受启发。可是在课堂上就听不到这些内容。”她说着斟满三杯酒,她说:“我要敬二位老人家一杯了!”三个人又都是喝了一口酒。小姐面对赵厂长微笑着说:“您说科技就是生产力,科技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科技和生产是同时发展的,这些我都能接受。可是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的生产加工基地,‘中国制造’已经遍及世界,我国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制造业都是高速地发展了,那么我国科技水平也该达到世界水平了吗?现在我国的科技水平到底是什么水平呢?”
服务小姐看着赵厂长,只见赵厂长摇摇头说:
“可以说我国的自主科技水平还远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虽然‘中国制造’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可这些产品还是以日用生活用品为主,比如纺织品、服装、鞋袜、打火机、玩具等等,我国出口的一些家电产品以及各种生产设备产品中,也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可那些产品中都有外资的专利,多数是在合资和外资公司生产的。外国企业家带着技术、资金、设备和管理方法,来中国投资办企业,往往他们的技术开发中心仍然在外国,即便是在中国,他们还会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所以我国的自主技术还是很落后,我国民族的优秀大公司群体还没有发展和壮大起来,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就更是远远不够,所以我国的自主科技还远远没有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在这方面还差得很远,甚至我国的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发展还是步履艰难。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好,甚至还不知该如何去做,这也是困扰我们的最根本问题。”
黄玉林接过话题说: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提倡和扶植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就目前来说,在我国还没有建立公平公正、自由竞争和严格法制的政治环境,所以优秀而正派的民营企业家还是很难做到脱颖而出。在没有很好的民主监督和严格法制的条件下,就实行国有企业的改制,这会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严重损害国家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归根结底这还是国家的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问题,或者说还是政治改革问题,我国的政治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服务小姐还是不太明白,她又问道:
“您说了这些,我明白一些了!可是我们国家的自主科学技术到底该怎样才能发展起来?!”
赵厂长想了一想说:
“在清朝末年,中国被列强欺侮得体无完肤,列强们从中国掠夺了天文数字的赔款,还有土地割让,可是世界列强们越发得寸进尺,还是不肯放过中国。清朝皇帝和某些朝廷官员们认为,因为外国的科学技术很发达,所以才有洋人的船坚炮厉。为了保住大清王朝的江山,为了抵御洋人的侵入,从咸丰皇帝开始就兴办洋务,他们认为可以做到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就是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用来发展壮大自己,然后就可以抵制列强对我国的入侵。经同治皇帝到了光绪皇帝,都是由慈禧太后掌握实权,洋务运动也达到了**。慈禧太后决心要搞‘科教兴国’,她派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佐忠堂等人去兴办洋务。这些人开设洋务兵工厂;又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和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这两所大学主要是用于培养科技人才,清华学堂还是用美国庚子赔款来建成的,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还派出国留学生,主要是学习洋人的军事和科学技术;还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同文馆,该机构组织培养了外语和外交等方面人才,还成立了天文分馆和数学分馆,组织人员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允许私人资本的发展,使得国内工商界人士的地位得以提高,我国开始出现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开设了通商口岸,引进外资和洋人技术;还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方兴办了洋学堂,还建立了一些相应的政府办学机构。这些都是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完成的。
“慈禧太后已经成为革新派,她还要用各种手段来抵制保守势力对洋务运动的诬陷和反对。在洋务运动刚刚开始就形成新旧观点的两大派人物,旧派人物多为朝中老臣,他们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认为凡是祖宗的规矩一定要遵守,凡是先帝们所说的话一定要照办。新派人物都不是朝廷重臣,可他们都是在各部门和各地方很有能力的干臣。慈禧太后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她很明白,要想强国就必须支持这些新派干臣,她还亲自出面直接抵制那些旧派人物。慈禧太后确实为‘科教兴国’做了许多事情,花了很多钱,耗费了很多心血,也使得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教育水平、工商业的发展、军队和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前进了很大一步,中国的国力也相对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当时慈禧太后和革新派的大臣们都是很有信心,他们也有强烈的爱国心,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重臣们苦心操劳,一心想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如果没有列强的武装入侵,中国当然就是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可那时偏偏有日本发动武装侵略,中日甲午战争才使得中国的**落后立刻原形毕露,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和科教兴国彻底失败了。
黄玉林也是颇为感慨地接着说:
“慈禧太后想要‘科教兴国’,可是她又要维护封建王朝的社会制度不变,所以她的科教兴国当然就要归于失败了!可是日本在1868年完成了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后,日本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进入了世界列强的行列。事实充分说明,只有改变社会制度,才能使国家产生根本的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才是西方国家和日本迅速发展的基础动力。”
赵厂长又接着说:
“现在我国每年都要拨出大量资金投入公费科研,可是据统计,在我国的科研成果中只有百分之三左右才能真正转化为实用生产,大部分科研成果只是用于提职称、树立个人丰碑,还有一些资金被挥霍和下落不明。也有一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因为没有合适的企业来承接而废置着。可是在西方和日本,科研成果的百分九十九以上都能得到实际应用。
“党和政府的职能就是维护一个严格法制、公平公正、自由竞争、充分民主的环境。要由企业也就是各个大公司来主办科研,那些大公司自然就是科研的主体。中国的GDP产值已经进入了世界前五名,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可是在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企业简直就是微乎其微。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不能自我吹嘘和盲目乐观了!”
黄玉林又接过话题说:
“科技不是政府下个命令,党作一次号召,开一次动员大会就能搞上去的。党和国家大张旗鼓地动员,投入了许多钱,派了许多干部,动员了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但白天干,还要挑灯夜战,干了一段时间,到头来还是搞得一塌糊涂,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管理体制才是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基础和土壤。”
赵厂长又接着说:
“邓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已经承认民营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当中的重要地位,所为民营企业家就是私人资本家。其实这样说还远远不够,应该强调我国经济必须以民营企业为基础,我国必须有我国民营的大型跨国公司,有自己的世界知名品牌,有民营的大财团,有强大的民营投资能力,有民族的强大而优秀的企业群体。这里要强调,必须是民营,而不是国营。如果没有这些做基础,我国的经济就是没有走上正轨,我们要空谈什么自主发展、创新一流,要走在世界科技前列,那只是在痴人说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