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九月七日早上，我和妹妹带了黄鳝、鸭蛋等，来到营部。一排刘志华的哥哥，在营里开拖拉机，这天刚好去南昌。我们坐上他的拖拉机，在中午总算回了南昌，到了自己的家。
我那些下放的同学，也都回来了。在与同学们聚在一起时，我倍感亲切。我向他们倾诉着这段时光不寻常的经历，把自己的嗓子都说哑了。
晚上，我的哥哥、姐姐也都回来了，一家人总算团圆了。哥哥和姐姐告诉我，农科院的万处长，已经落实了我的调动，让我写一份报告，介绍自己的特长，明天去一趟莲塘，把报告给送过去。
一时，我还真不知到哪里好，因我调团部的事情也有成效，而这里又落实了调农科院，反正这都是好事。
九月八日中秋节，一早，我就骑车赶到了莲塘，去了省农科院的万处长家。在我没有下放之前，曾同姐姐到过他家，所以在手扶拖拉机厂附近，很快便找到了。
万处长和其爱人叶医师，对我很是热情，问了我的一些情况，留我在他家里吃了饭。我把写好的报告，交给了万处长。万处长说，已经跟省农业局计财处打好了招呼。
毕竟调省农科院还是要稳一些，这里的环境，比在九团也强多了，有发挥特长之地。当然，这次若调团部，也许是个良好的开端，但我已经不再想呆在那里了，只是现在妹妹还调不过来，很是伤脑筋的。
九月九日，这是全国人民无比悲痛的日子。我在南昌突然听到广播，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与世长辞了。我此时的心情，极度的沉重和难受。
九月十日，我和同学们在一起，白天去“八一”广场照了相，晚上我们难舍难分，谈到了深夜。从前我们在一起同窗就读，而今大家却各走一方，倍感同学之情的珍贵。
九月十一日上午，我来到了团部，没有碰到小瞿，但遇到在政治处的那位朋友――上海知青小朱。他跟小瞿很要好，上次就是帮他们出了刊。这一次，他又请我帮机关写了大幅标语，做悼念**逝世的准备工作。
下午，我们在连里的工作，仍然是在禾场打谷。
后来的几天，我们一些男的，都是打夜班，到砖瓦厂去搬砖，运回连里盖房子。这些天，各个地方都处于特别警戒状态，武装班的人员，全部出来拿着枪站岗放哨。
九月十五日下午，全连在食堂大厅举行吊唁，哀悼伟大领袖和导师**逝世。大家各成单行排列，心情都万分悲痛，不少人泣不成声。
有一位二排的上海女知青，突然失控地号呼：
“**呀，你死了，我们这些人可怎么办啦？我们是响应你的号召，才到这里来的呀！”
大厅里的人们，感到前途茫茫，个个眼里饱含着泪水，心都碎了。
我决心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伟大领袖**的遗志，为**事业奋斗自己的终身。
九月十六日，我们白天是在田埂上铲草，晚上仍是打夜班，到新联圩去搬砖、运砖来连里。路上有不少持枪的岗哨，问答着口令，好像要打仗的样子，局势显得十分的紧张。
九月十七日，连里又抽调我搞宣传工作，我已俨然成了连里的兼职文书。据我观察，原来做这项工作的人，可能有种不大舒服的心理。
像上一次，朱德委员长逝世，连指导员让我写悼念标语，叫我到况德恩家里去拿大毛笔。况可算得上连里的大文豪，我到他家拿了毛笔，在出来时，就听到他老婆在后面骂他，似乎是我抢了他的位置。
还有我排的付庆舫，排里的宣传工作，本来都是让他做的。后来，排长总是安排给我做，他跟我的关系，似乎也变得有些疏远。
其实，这些人都没有必要这样看。说实在的，我一点都没有那样的想法。如果我以为自己了不起，去挤别人的话，是会遭到良心的谴责的，何况自己是即将要调出连队的人。
九月十八日，上午是为排里出刊，内容是悼念伟大领袖**逝世，对今后的工作所表示得决心。我精心布置了大家的稿件，出在了排里的墙上。
下午，是去团部参加全场举行的追悼大会，各连都派了一部分人参加。连里去了三十来人，我也在其中。
总场召开的全团追悼大会，设在机关办公大楼后面的空地上。会场戒备森严，武装民兵都持枪站岗，机关的行政人员，一个个佩着小手枪，连屋顶的大平台上都有人放哨。
这是全场空前的一次大*，各路知青都穿着白衣蓝裤或黑裤，像以前在学校的学生。大家胸前戴着白花，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团部这块大空地上，面对着设在食堂边的主席台。主席台上挂着**的画像，贴有悼念的大幅标语。
悼念大会开始，我们向**的画像，鞠了三鞠躬。总场场长、原新建县委书记、县长李景琪，在追悼大会上致了悼词。
九月十九日，上午是在连里搞基建，我们被分配拆房子，弄得身上脸上尽是灰尘，脏兮兮的，像煤炭工人一样。
下午休息，在寝室看一本小说，里面的情节，不由勾起了我对理想的向往，内心像开水一样沸腾。我觉得自己有抱负、有才能，可现在却无用武之地。
论文学，自己能写；论美术，也有相当的基础；论武术，也下过不少的工夫；论工作能力吧，自己决不会比小瞿那样的干部差。
说能说赢别人，写能写过别人，打也能打赢别人，做也能做过别人，艺术特长也能胜过别人。可是，那又有何用？
目前我所处的地步，真可谓龙游浅水、虎落平沙。脑海也居三处：省农业科学院、团部、九连。想想真有说不出的滋味，但愿能及早改变环境，目前只有咬牙再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