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弄不明白，怎么就很多明朝将领，跟孙可望一样，在明朝这边时，寸利必争，为一点针尖大的利益，像什么称呼啊，官位啊，粮饷啊，非要打个头破血流，而一旦到了满清那边，马上一个个跟劳动模范一样，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求能给一个屠杀同胞、打垮南明的机会。

弄不明白，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现象，以我自己的学识，确实搞不明白。

满清被西南战事弄得焦头烂额，几近绝望，虽然后来把熟悉汉人和明朝情况的铁杆汉奸洪承畴派了出来，负责西南军务，但依旧毫无起色。忽然天上掉下这么一个馅饼，真让满清和洪大汉奸喜出望外。

满清作为汉奸回收站，对有重要利用价值的汉奸们确实也比较大方，尤其是对这个曾经西南抗清武装的一把手，更是比较大方，刚接完风，就在这年的腊月里，批发了一个“义王”的官帽给孙可望。

也不知道满清那帮子人没有文化还是咋地，封什么王不好，偏偏给封个“义王”，这孙可望同学的浑身上下、从职经历，哪里体现出了一个“义”字，这不是糟蹋汉字吗？

但是孙可望没有这么想，这位哆唆着手，从另一个老牌汉奸洪承畴的手里接过委任状的新汉奸，激动得脑门又烫了起来，在感恩戴德，发自肺腑的称颂了一下满清的赫赫战功和代表历史潮流的伟大光荣之后，恨不得把心挖出来似的强烈表示，将不辜负主子的厚待，一定会在汉奸道路上排除万难、奋勇前进，将汉奸事业进行到底。

1658年初，满清云集重兵，分三路开始了针对西南的猛烈进攻。这个时候，尽管“义王”的官帽还没戴端正，大汉奸孙可望同志就说的出，也做得到，他跟吴三桂一样，一马当先，充当起了清军攻打西南的急先锋。

由于孙可望同学曾经是西南抗清的一把手，熟悉西南的军政情况，又有不少以前的部下还在抗清阵营中，因此，他在又打、又拉的政策下，整个西南的战局顿时一变，不少将领纷纷响应孙可望的号召投降，明军的防区也日益不断被压缩。

在西南的抗清斗争出现严重困难，永历皇帝命悬一线，南明分号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我只有调集最大兵力，攻击清军，才能实现对清军的牵制，减少西南李定国他们的压力。

此时，我的三支特种部队藤牌军、滚被军、铁人军团都已经全部组建完毕，船只也准备停当，大军云集，于是在4月份，我正式下达了进攻长江沿线的军令。

这是我历年征战中调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也是我和满清叫板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战，是死是活，反正我这次是拼了!

士兵动员了17万，还有8000名新组建的铁人军团成员，乘坐着8000只战船，浩浩荡荡，扬帆沿海岸而上。

我的老本全部押在这场行动中了，除过留给洪旭、黄廷、郑泰等人部分兵力留守金门、厦门等地之外，其余的所有精锐，都被我率领北伐。这些被我精心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开始了一条荆棘遍布的光荣之路。

台风奔袭，暴雨不断，打仗确实不是什么好活儿，冒着狂风暴雨，船行速度并不怎么迅捷，沿着海岸线到达福建北部和浙江交界的福鼎时，一部分队伍登陆，一部分继续乘船前行，向北挺进。

这一次的出兵规模的确是挺可观的，岸上的清军一见，连兵器都没亮，就望风而逃，看谁跑得快了！

部队顺利的到达了浙南的平阳，我手下的士兵们开始围起了整座城池，可是奇怪的是，城上的守军们却没有一丝攻击的举动。我一看就明白了，他们有和平谈判的意向。

这倒也好办，我命令禁止一切损害双方和平友好的举动出现，并派遣上一次投降过来的马信前去劝降。

效果出奇的好，一刀一兵未动，马信前去稍微一说，守城的将士也都是明眼人，一看我带来的那群黑压压的一窝蜂似的人马，自己城里的大小人物加起来还不够被啃骨头的，于是算一下这道简单的数学题，还打什么打？直接开了大门扯着白旗子就出来欢迎我们来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我也吩咐下去，任何人都不得胡作非为，要爱护当地的一草一木，处处尊重起义同志，切实把密切军民关系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