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强攻就这样彻底失败了！荷兰这个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果然不是浪得虚名。首发

我的部下历来对攻城战本来就不擅长，这次悬殊这么大，软硬两手都行不通，看来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围城了。

围城是一种我极其不喜欢的方式，因为在漳州、南京的围城都以失败而告终。再说了，这么多大军耗在这里，虽然有台湾百姓自发的为我们送交粮食，但是后勤问题依旧让我十分头痛。可是，除了围城，也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为了立足长期作战，解决军队的供应问题，我决定入驻赤嵌城，并将其改名为承天府，下面设了天兴县和万年县两个县，配置了各级官吏，并且发动军队在围困的同时，轮流屯田，开荒耕种，解决吃饭问题。

同时，我发布各项规章制度，对社会管理、政府分工、开垦耕种、发展林牧等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作为负责测量土地的梅氏，此时也留下了相应的记载：

“约在(1661年)6月中，国姓爷把福摩沙全地分给他的官员和将领，即每个官员和将领都分到南北距离八小时路程的领地，每个领地都要在领地的中央地带建造一个大城市，做为那个官员或将领的居处，在边界要各造一个乡镇，用以安定他的辖区。

我们这些土地测量师，为此目的，每一个人都被派去实地测量每一块领地，并去指出应该建造城市和乡镇的地方，使每一个城市都尽可能刚好距离海边有四小时路程，并可使数百个他的士兵住在那里面；在这样的地方，我们都要竖立大柱子，另外每小时的路程就都要插一个路标。我和Brommer 被派去北部，要去到噶玛兰(宜兰)的弯处，其它三个土地测量师被派去南部，要去到琅峤(恒春)的最末端。每一组都有三个军官监督，并有几个仆人。其中有通晓葡萄牙语的，通晓各种原住民语言的，也有木匠，有画家，有砍木材的，还带有要做这些工作的工具。我们奉命要出发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伴因生病，发高烧两天了，被留在赤?城他妻子那里，不必去测量了，改由另一组那三个人之中的Herman Verbiest替代他跟我一起去，并派两个我们的士兵随行帮助我们。

我们从麻豆北边一个半小时路程(约八公里半)的一条小溪，是要去哆??(在今台南县东山乡)的半路，中国人称为Hoeb茅港尾，在今台南县下营乡)的地方，开始测量第一个领地。经过哆??、诸罗山(今嘉义市)、他里雾(云林县斗南)、猫儿干(Bn在今云林县仑背乡)、虎尾垄(云林县褒忠)，到达二林(彰化县二林)。据我的记忆，约走了24到25哩(mijlen，1 mijl〔哩〕＝公里)路(约一百八十公里)。”

梅氏也记录了我留给自己的土地：

“派去南部的土地测量师 Hendrick van Lisse 和Vrijaltenhoven 也回来了，但都病得很厉害，过没几天，Hendrick van Lisse就死了。他们报告说，他们是从Jockanden bergh(尧港的山)附近的Lka小溪开始测量的。那小溪距离从北边开始测量的地方约有十二到十三小时的路程(约七十公里)，这段地带包括所有赤?城的耕地及中国人的耕地，是国姓爷为他自己保留的，由他的地方官本府(杨朝栋)管理。”

梅氏也记录了负责开垦的士兵：

“在那些村社里已住有很多中国的士兵，每一个将官手下的军队，约有1000-1200人，他们在山脚以及所有能开垦成水田的土地上，每一、二百人为一群，很认真地在耕种土地了。无论年纪多小，全无例外地，都必须去种很多蕃薯，多到足够维持他们三个月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这些土地测量师到达那里的时候，那些村社的外面和里面，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被耕种，或没被围起篱笆来。而且，我们很惊讶地看到那些异教徒的无理和勤劳，连那些连接各村社，经常有人来回走动的乡村道路，也被栽种了，以致从普罗岷西亚出发的整条道路，走不到50竿(约一百九十公尺)，可能还走不到10到20竿(约五十七公尺)，就会遇见三、四、五或六个人，或更多人，像其它贫穷的中国人那样又推又拉地在耕种。

国姓爷也分给他们上千只的牛，以及很多锄头和其它农具，要使他辖区内每一个人都能立刻开始耕种。那些牛，包括所有公司的牛，以及那些政务员，牧师，其它公司职员，以及自由民在赤?城养的牛。”

在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我开始开垦台湾的热火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