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凑字章节，喜欢mj的朋友就看看，不喜欢的就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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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

弗雷德?阿斯泰尔

每当我想发明什么的时候，总是把前人在这一方面留下的著作全部找来阅读――图书馆保存这些书，目的即在此。我看看人们在以往花费了大量的劳动和金钱，究竟完成了一些什么东西，我搜集成千上万个实验的数据作为工作的起点，然后，我再做成千上万次实验。想要在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刻苦的工作；第二，不懈的努力；第三，常识。――托马斯?爱迪生

当真正的音乐走到我心中的时候――那是来自宇宙的音乐，是超越人们理解的音乐――它们于我本人无关，因为我仅仅是一条渠道。对我来说，我为音乐，它又把自己给予了我，而我又将它表述出来，这是我唯一的乐趣。我就像一个中介体。我就是为寻找这样的瞬间而生的。――约翰?列侬

序言

我们该如何来形容迈克尔?杰克逊呢？他可说是这世上最受人称道的艺人之一，是一位不断创新且叫人惊喜的词曲作家，而他独特的舞蹈动作像是要和地心引力相抗衡，并媲美前辈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凯利。

外界也许不能全然得知他对歌唱事业投注的程度，他是个无法停下脚步、难得自满的完美主义者，不时地挑战自我。

对多数的人而言，迈克尔?杰克逊似乎是个无从捉摸的谜。但是，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却不这么想，这位才华出众的艺人本身，有着细腻敏锐的情感、热情、有趣、又能清楚得洞察诸事。迈克尔的书《太空步》让大家有机会一探他的工作及思想之妙。

――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

第一章梦幻童年

你知道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够讲讲我的故事那些我发自内心的故事我愿意坐在火炉边上讲给人们听――让他们就像看到了一副副图画，让他们笑，让他们哭；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就把他们带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我愿意用我的故事来打动他们，改变他们。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想想那些大作家，当他们知道自己能够做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时候，我觉得我也能做到这点，因为我愿意在这上面下点儿工夫。某种意义上来说，流行歌曲的创作和这很类似，一会儿是情绪的**，一会儿是低潮，可它讲的只是一个大概的意思，它变化太快。我很少见到有这么一本书，写的是讲故事的艺术，怎么抓住听众呵，怎么把一群人聚到一块儿，引他们发笑呵，等等。不用道具，也不用化妆，什么都不用，只需要你，你的声音和你强烈的感染力，你就能把他们带到任何情境中去。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哪怕只有几分钟。

在开始讲我的故事的时候，我想重复一句常对人们说的话：当我踏进音乐殿堂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不点儿，那些事情我真的记不太清了。当人们问到我在“杰克逊五兄弟”演唱小组时期的生活时，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大多数人在起步时已有足够的阅历，他们的年龄已经足以使他们清楚自己在干些什么，为什么干。当然，这不符合我的情况。他们记得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一切，可我那会儿才五岁。要是你开始演出生涯时还只是个小孩子，你就不会成熟到对身边一切事情都明白的程度。大人们在房间里决定着你的前途，而你却被关在门外。我知道的就是这些。我只记得自己拼命的唱歌，尽情的跳舞，还有就是做那些对孩子来说过于沉重的工作。自然，我对许多细节真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但我确确实实的记得，当“杰克逊五兄弟”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我仅仅八、九岁。

1958年一个夏日的深夜，我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在我家的九个孩子中，我排行第七。我爸爸乔?杰克逊生在阿肯色，一九四九年他和我妈妈凯瑟琳?斯克鲁斯结了婚，他们一家人全是从亚拉巴马迁来的。我姐姐莫林在第二年出世，当老大对她来说可一点儿也不轻松。跟着，杰基、蒂托、杰梅恩。拉托亚和马龙，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了世界上。兰迪和珍妮排在我的后面。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在一家钢铁厂干活儿。这是一个既费劲儿又劳神的工作，他就在工余弹曲子，使自己从疲倦中解脱出来。当时，妈妈在一家百货公司上班。由于爸爸的缘故，也由于妈妈自己的喜爱，我们家里每时每刻都可以听到音乐声。爸爸和叔叔组织了一个名叫“猎鹰”的音乐小组，在当地演奏一些布鲁斯摇滚乐。爸爸弹吉他，叔叔也是，他们自弹自唱一些早期的摇滚乐歌曲和查克?贝里、小理查德、奥帝斯?雷丁等人演唱的布鲁斯歌曲。那些歌曲格调清新，引人入胜，每一首都感染着乔和我们大家。尽管那时我们兄弟姐妹还都很小，根本理解不了它们的内涵。“猎鹰”小组在加里我们那所房子的起居室里排练，因此可以说，我是在布鲁斯摇滚乐声中长大的。我家有九个孩子，叔叔家有八个，我们组成了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大家庭。我们用弹奏乐曲或演唱歌曲来消遣、娱乐，这种热闹的聚会把我们每个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也多少促使爸爸成了个恋家的人。“杰克逊五兄弟”――以后我们又改名为“杰克逊家族乐队”――就诞生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也正是由于这种熏陶和音乐传统的影响，我才能独自走出来，唱出自己的风格。

在我对整个童年生活的印象中演唱工作占了绝大部分不过唱歌是我所热爱的。我不像朱迪?加兰，她是被父母逼着走进这一行业的，而我选择它是因为我能从中得到乐趣，演唱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歌唱是因为我必须唱，不是由于父母或家庭的缘故，而是由于我的全部内心生活都溶化在了音乐的世界中。

具体来说，有好多时候，我放学回家，一放下书本，就得马上做好去录音室的准备。到了那儿，我就得一直唱到深夜，直到过了上床时间，真的是这样。摩城唱片公司的马路对面有一座公园，我记得自己在录音室里看着那些孩子玩耍。我只是好奇地盯着他们――我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自由，还有这么无拘无束的生活――心里盼望着能像他们一样，随便就可以走出这间屋子。我对这种自由的渴望超出了一切。那是我童年时伤心的时刻，这对任何一位童星来说都是一样的。伊丽莎白?泰勒对我说她也有过同样的感受。要是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工作，你会觉得这世界是那么的不公平。没人强迫我去当领唱的小迈克尔，我当了，也爱当，但那是个苦差事。举例来说，我们在灌制一张专辑时，放了学就得朝录音室跑，我也许来得及吃上一顿快餐，也许就来不及。有时候就是一点儿时间都没有。晚上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一、二点了。

因此，我觉得我和别的自幼开始工作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知道他们是怎样奋斗的，我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也知道他们学到了些什么。我明白了，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这一切对他更多的意味着是一种挑战。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自己老了。真的，我觉得自己像个老头儿，一个经历了世事沉浮、饱偿了人生沧桑的老头儿。由于我已经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很难相信自己才刚刚二十九岁。我干这一行已经有二十四年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走近了生命的终点。该有八十岁了吧？人们都在给我捶背呢。这就是过早开始工作的后果。

我第一次和哥哥们一起演出时，人们都知道我们叫“杰克逊家族乐队”，后来我们改名为“杰克逊五兄弟”。再后来，等我们离开摩城公司之后，我们又改回到原来的名称。

自从我们开始了演唱生涯并创造出我们自己的音乐以来，我们把我的，或是我们小组的每一套专辑都献给了我们的母亲凯瑟琳?杰克逊。我在记忆深处仍能回想起这样的情景：她一只手抱着我，嘴里哼唱着一些像《你是我的阳光》（YouAreMySunshine）或《棉花地》（CottonFields）那样的歌曲。她给我和我的兄弟姊妹们唱歌。尽管我妈妈曾在印第安纳住了一段时间，她却是在亚拉巴马长大的。在那里，黑人们在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声中长大，他们听乡村歌曲和西部歌曲就像听教堂里的布道一样普遍。直到今天，我妈妈还很喜爱威利?尼尔森的歌儿。她的嗓音一直很甜美，我猜想，我就是从她那儿得到了唱歌儿的天赋，当然，也从上帝那儿。

妈妈会吹单簧管，还会弹钢琴。她教我的大姐莫林――我们都管她叫瑞比――演奏这两种乐器，也教我的另一个姐姐拉托亚。我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她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在人们面前演奏她喜爱的音乐了，不是她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而是因为小时候她得了小儿麻痹症，成了个跛子。她战胜了疾病，可她这辈子却只能一瘸一拐的走路了。她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去上学，不过她对我们说，那时她能恢复健康实在是幸运，因为很多人都得这个病死了。我记得给我们接种疫苗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她甚至没让我们去参加青年俱乐部的演出――而在我家，这演出是多么重要啊。

母亲认为她的疾病并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上帝对她能否战胜困难的一次考验。她无时无刻不让我沉浸在上帝赐予的爱中；她告诉我，我唱歌、跳舞的才能就像美丽的日落、就像暴风席卷来的能供孩子们嬉戏的瑞雪一样，都是上帝的恩赐。尽管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排练或旅程中，妈妈却是总能挤出时间带我、瑞比和拉托亚到耶和华见证教圣殿去做祷告。

几年过去，在离开加里后，我们在埃德?沙利文主持的电视节目中表演。就是从这个星期天晚上丰富多彩的实况转播节目里，美国人曾第一次看到了“甲壳虫”乐队、埃尔维斯（猫王）、“小巧玲珑和家庭基石”乐队表演的节目。那晚演出结束后，沙利文先生向我们每个人表示祝贺和感谢；可我却在一旁琢磨他演出前对我说的话。那时我一个人在后台溜达，就像“百事可乐”广告中那个小男孩儿一样，正好碰上沙利文先生。他看来很高兴见到我，还跟我握了握手，但在放开我的手之前，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忠告。那是1970年，是好几个摇滚音乐界的杰出人物都因为吸毒或酗酒死去的一年，甚至连同行业中那些精明的老前辈，都没能料到会损失那么多后起之秀。有些人已经对我说过，我使他想起了五十年代著名的青年歌手弗兰基?林蒙，而他正是那样死去的。埃德?沙利文准是想到了这些，才跟我说：“永远也不要忘记了你的才华是从哪儿来的，你的才华是上帝的恩赐。”

我从心里感激他，可我本应该告诉他我妈妈从来就没让我忘记过这点。我没有得过让一个舞蹈演员想起来就心惊胆战的小儿麻痹症，但我知道，上帝一直在用别的办法考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家里过多的人口，窄小的房子，仅够维持生计的微薄收入，加上邻家嫉妒的孩子们在我们排练时，向我家窗户上扔石块，大叫着让我们休想练下去。每当我想起妈妈和童年的生活，我就能告诉你，世界上还有比金钱、社会的承认和各种奖励更丰富的报酬。

妈妈是个慷慨的赐予者。如果她发现我们当中有谁对某件事发生了兴趣，只要有可能，她总会想方设法帮我们加深这种兴趣。比方说，假如我突然想起要当电影明星了，她回家的时候，怀里就会抱着一大摞关于著名影星的书。尽管有九个孩子，她仍然像对待独生子那样对待我们每个人。谁也不曾忘记她的操劳和她那伟大的赐予。每个孩子都认为他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虽然已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我们杰克逊家的孩子却从来没有失去过这种感觉。凯瑟琳和蔼、热情、认真；我无法设想，要是没有这样的母爱，我将如何长大成人。

我知道孩子们都有个特点，要是他们从父母那儿得不到他们需要的爱，他们就会从别人那儿寻找，并且依恋那个人，比如爷爷奶奶啦，或者任何一个人。有母亲在身边，我们从来就不必寻找什么别人。她教给我的东西是无价的。善心、爱和替他人着想是她恪守的信念，她教育我们不伤害别人、从不祈求怜悯和决不贪小便宜。这些恶习在我们家里被视为邪恶。她总是希望我们奉献，从不愿意我们去索取或乞讨。这就是她的为人。

我记得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我母亲的性格。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我们还住在加里市――有一天，天刚蒙蒙亮，一个浑身流血不止的人挨家挨户的敲门。附近的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血迹。邻居们谁也不敢让他进去。最后，他到了我家门口，在门上连拍带敲。我妈妈马上就让他进来了。你看，一般人谁也不敢这么做，可我妈妈就敢。我记得我醒来后发现，地板上有一大滩血。但愿我们能像妈妈那样做人。

我关于爸爸的最早记忆，就是他从钢铁厂回家时，总要带一大口袋浇了糖汁的炸面包圈给我们吃。助兴。那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夜晚。

芝加哥之行结束，我们清楚的感觉到，还有一场更大规模的业余歌手大赛需要我们去赢得桂冠，就是纽约阿波罗剧院举办的那场。许多芝加哥人都觉得，在阿波罗取胜除了是一种凭运气得来的快感之外，没什么了不起。可爸爸比他们看得远。他知道，纽约和芝加哥一样，拥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选手，而且纽约的录音人员和职业音乐家比芝加哥更多。如果我们能在纽约成功，我们就能在任何地方成功，这就是我们必须在阿波罗获胜的意义所在。

芝加哥给纽约寄去了关于我们情况的报告。我们的名声是如此之大，甚至都没有参加任何一场预赛，阿波罗剧院就直接让我们进入了最后决赛。这个时候，格拉迪斯?奈特已经跟我们谈到了去摩城公司的事宜，爸爸的朋友、“温哥华”演唱小组的成员博比?泰勒也和爸爸谈起过。爸爸对他们说，我们非常高兴让摩城公司试听我们的演唱，但这是将来的事儿。我们到达坐落在第一百二十五大街上的阿波罗剧院时，时间还早，足够参观一下这座建筑的。在经理陪同下，我们穿过剧院的大厅，观看曾在那儿演唱过的所有明星的照片，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当最后经理把我们带到化妆室门前时，我已经找到了所有我喜欢的歌星的照片了。

我哥哥们花钱去看为别的歌手举办的所谓的“猪肠子”巡回演出。我仔细的观察所有那些明星，尽力去学习看到的一切。我盯着他们的脚步、他们挥舞手臂的姿势，以及他们手握话筒的方法，努力搞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在台角仔细研究了詹姆斯?布朗的表演之后，我弄清楚了他的每一个步点，每一声低吼和每一次旋转。不能不说，他的演出就是为了把你拖个筋疲力尽，让你把所有的情感都发泄出来。他的风度，他从每个毛孔中迸发出的热情都是无与伦比的。你简直就能感觉到他脸上的每一滴汗珠，也能感觉到他正在经受什么。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像他这样表演。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当我观察我喜爱的歌星，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詹姆斯?布朗、杰基?威尔逊、萨姆和戴夫、欧杰伊兄弟――他们都善于调动观众。我从杰基?威尔逊那儿学到的大概比从别人、别的地方学到的都要多。所有这些构成了我受到的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常站在台边的幕布后面，看着每一个演完节目下台的人，他们个个全身湿透。我带着敬畏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从面前走过去。他们都穿着漂亮的漆皮鞋，那会儿我的全部梦想就是得到一双那样的漆皮鞋。记得当我听说他们不做小孩尺寸的那种鞋时，甭提有多伤心了；我从一家商店跑到另一家商店寻找漆皮鞋，得到的答复却常常是：“我们不做那么小的。”我很难过，因为我希望我的鞋也像那些演出用鞋一样，擦的闪光，灯光一照就反射出红色和橙色的光来。哦，我是多么想要一双杰基?威尔逊的那种漆皮鞋啊。

大部分时间我都一个人呆在后台。哥哥们都在楼上吃东西或聊天儿，而我则低低的蹲在楼下舞台边上，用手揪着蒙满尘土、有一股怪味儿的幕布，注视着台上的演出。我是说，我的确注意了每一个脚步，每一次移位，每一下扭动，每一回转身，每一个摇摆，每一种情绪，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那就是我受的教育和我的消遣。我一有空就总在那儿，爸爸、哥哥和其他的演员都知道哪儿能找到我。他们总是以此开我的玩笑，而我已经被看到的或追忆起来的表演场面深深吸引住了，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我还记得所有这些剧院的名字：皇家剧院、住宅区剧院、阿波罗剧院――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从那些地方产生的才华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看大师们工作；你不可能把我站着观察到的那些东西交给任何一个人。有一些音乐家，如斯普林斯廷和U2，也许可以觉得自己是从大街上得到了启迪，而我则是一个注重气质和心灵的演员。我得到的启示来自舞台。

阿波罗剧院的墙上挂着杰基?威尔逊的照片。摄影师捕捉了他一条腿抬起，身子扭转，刚好抓住麦克风前后摇晃那一瞬。他大概在唱那首悲哀的抒情歌曲《孤独的泪水》（LonelyTeardrops），但观众已为他的舞步惊的瞠目结舌。谁也没有觉得忧伤或孤独。

萨姆和戴夫的照片挂在走廊的尽头，挨着一个老牌著名乐队。爸爸和萨姆?穆尔很要好，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我挺不错，我又惊又喜。我原以为，那么长时间我一直唱他的歌曲，他非给我一个大耳光不可。离开他们的照片不远，就是那位“所有人的国王、炸药先生、普利斯?普利斯先生本人”――詹姆斯?布朗的照片。在他出现之前，歌手就是歌手，舞蹈演员就是舞蹈演员；歌手可能舞蹈，舞蹈演员也可能唱歌，除非你是弗雷得?阿斯泰尔或是金?凯利，否则就总是在其中一样上要更有特长。尤其在现场实况演出时更是这样。可是他改变了这一切。当他跳跃着穿过舞台的时候，没有一盏聚光灯能追得上他――你只能用泛光灯。我就希望能跳得那样好。

我们到底赢得了阿波罗晚间业余歌手大赛的桂冠，我觉得应该回到那些挂在墙上的照片前，谢谢我的“老师们”。爸爸高兴极了，他说那晚他简直能飞回加里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当然也这样感觉。在以前的比赛中，我和哥哥们一直都保持着第一名，这会儿我们希望也许我们已经往上跳了一个“级别”；我清楚的意识到，我们再也不会回到那些乱七八糟的比赛和脱衣舞表演当中去了。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们被介绍给一个叫做“小巧玲珑和家庭基石”的家庭音乐小组，他们改变了我们的乐队和生活。他们的姓并不都一样，小组成员中有男有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那些年他们唱了一些深受喜爱的热门歌曲，如《在乐声中起舞》（DancetotheMusic）、《站立》（Stand）、《夏日的情趣》（HotFunintheSummertime）等。当听到小矮人长高的故事时，哥哥们都指着我说那就是我，这回我跟他们一起大笑起来。我们从收音机里听过所有这些歌曲，甚至摇滚乐电台也曾播放过。他们对我们杰克逊兄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

从阿波罗回来以后，我们始终一边练唱，一边用一只眼睛瞄着地图，一只耳朵听着电话。爸爸妈妈曾规定，任何一个电话都不得超过五分钟，可这次我们从阿波罗归来，五分钟都嫌太长了。我们必须时时保持线路畅通，以备万一录音公司的人想和我们联系。我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唯恐他们会碰上我们的电话占线。大家特别想听到的是一家录音公司来电话，我们渴望给他们一个答复。

就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有个看过我们在阿波罗表演的人已经把我们介绍给了纽约市戴维?弗罗斯特主持的电视节目。我们就要上电视了！这真是个天大的喜讯。我把它告诉了学校里的每个人，谁要是不信，就告诉他两遍。几天之内我们就要开车去纽约了！我一分一秒的掐着时间。我对整个旅途作了设想，努力想象着演播室该是什么样子，面对摄像机镜头时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带着老师为我提前布置好的家庭作业回了家。我们还得最后彩排一遍，然后还得把要唱的歌确定下来。我拿不准我们会唱些什么歌。

可是就在那个下午，父亲宣布纽约之行取消了。我们一下都愣住了，只是瞪大眼睛盯着父亲。

大家都震惊极了，我简直就要哭出声来。好机会近在咫尺，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弗罗斯特先生为什么要改变主意？我感到头晕目眩，我想别人大概也差不多。“是我取消的，”爸爸平静的说。我们又一次盯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摩城公司来电话了。”我的脊梁上掠过一丝寒气。

我很清楚地记得临去“摩城”前的那几天。我仿佛又看见自己站在兰迪那间一年级教室的门前。那天本该轮到马龙接他回家，但我们换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