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他说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是概念哲学，加以排斥。党支部书记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逃脱，跑到延安，与日本人继续斗争。他是平安北道人，支部书记劝我入党，新校长也劝我入党。我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入党愿望，不过有人说以后要当老师就必须入党，周围的老师都写了入党申请书。1946年11月16日，通过党支部的审查，我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入党申请书材料里，我的成分是中农，社会成分是办公人员。同僚们要我注意这些。

“解放前，你在日本苦学，辛苦劳动，还被征用了1年6个月，怎么能写成中农呢？劳动成分对将来影响很大，还是改回来。

“我是被强制征用，怎么能说是劳动者呢？再说我没有当官的打算，没关系的。”

我回答说。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并没有改。党支部发给我党证时特别强调说，“党证无上荣光的，就像金日成同志一样”。

1947年2月的一天，党支书记进入了社会安定部。临走前，他和新校长商议由谁来接任他的位置，大家居然都说除了我没人更合适了。就那样，入党不到三个月，我成了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我变得更忙了，我是舍监，要管理学生宿舍。当上党支部书记后，还要给学生上（党）课，教书的任务也加重了。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还要动员扫除文盲活动。不过，最大的负担，是召开党支部会议。党支部每天都要开会，许多时候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夜，而且会议大部分内容跟学校教学内容没有关系。

来开会的党员里有许多周边农村来的人。要多抓老鼠，别浪费粮食，要与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斗争，预防偷盗，学习会要好好进行，等等等等，开不完的会，我真的精疲力尽了。

每天都开到黎明的会议让住在远处的党员们受不了了，他们抗议了，最后给他们安排了一辆货车，每天会议结束后送他们回去。我因为宿舍就在附近，每天开完会都步行回宿舍。每天清晨走在路上，会愤愤不平，“产主义怎么就是不让人好好活？”，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辱骂**的想法。因为党员们当时真的在很热情的工作，我也不知不觉受了他们的影响。在学校里向师生们传达党的指示时，语气很象党员讲话的调子。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个热情的党员，学生们也这样评价我。

1948年2月，我参加了为期6个月的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班，这是我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进入班里的同学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定水准的人。

中央党校使用崇实专门学校作为校舍，一部分是教室，一部分被用作宿舍。为了把拉下的功课给补上，我没日没夜的刻苦学习，还因此得了一个“夜晚大学生”的绰号。几个爱好哲学的同学组成了哲学研究小组，共同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通过在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了“我的哲学”。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的。党校老师大部分是从苏联回国的朝鲜人，校长直接用苏联出版的教材给我们讲课。

我们的课业延长了一个月，直到8月末才毕业。大家成绩都差不多，但是他们都被分配到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原因是他们在入校之间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指跟着金日成干过革命之类）。我被分配到了平壤师范大学。不过没过多久，中央党部找到了我。

“同志，真对不起。崔昌益同志的夫人被安排在了金日成大学预备科，但是崔同志要求给她安排到师范大学去。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能交换一下吗？”

大概那些干部们认为我不想去金日成大学？！我二话没说答应了。崔昌益是政治局委员，延安派的头目。

可能是命运！我学习的机会又来了。在日本读大学中途被征用参军，我并没有读完大学。在金日成大学预备科教社会学和逻辑学的同时，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试合格，我成了一名哲学研究生。

那位在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就是他走后让我接替他的宋宪革，现在是金大因救生院的党支部同志。当时金大（金正日综合大学）主校区已经建成，所有的研究生都在本校上课，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自己做饭。

房东是个年轻人，没工作，守着年轻的老婆和一个孩子。对面也是自己做饭吃的学生们。我的房间很小，与学生们一起做饭。男老师们让我找女学生，也有人给我介绍女孩子，但是当时我正专心学术，根本没有结婚的想法。

大学党支部对我很信任。苏联派来的一位哲学副教授的讲义需要翻译城朝语，党支部让我和“哲学讲座长”共同翻译。我开始边翻译边努力提高俄语水平，于是变得更忙了。后文会提到，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时与这位苏联副教授是同学，其实他的水平很差。

那位教授中途回国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水平很差，为了翻译他的讲义吃了很多苦头。1949年夏天，我翻译了苏联哲学教授的《逻辑学》。现在我得承认，其实我翻译的不怎么样，很多地方是自己发挥的。不管怎么说，翻译时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第一学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好运又来了。我被推荐去苏联留学。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不过想到年迈的父母我还是做了一番心里斗争。听到消息的宋宪革找到我，要我推荐他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我向

以外的我获得了推荐留学苏联的机会。放下年迈的父母远赴异国他乡，我做过心里斗争，不过能够继续学习的高兴战胜了。听到消息的宋宪革找到我，要我帮他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我向支部书记推荐了宋，他顺利通过考试，我离开朝鲜时，宋已经在研究生院学习一个月了。

1949年10月，我作为“派遣研究生”与“派遣大学生”一起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我和一位中央党校45岁的教员被安排在莫斯科综合大学读哲学研究生，第一年学习俄语，接下来三年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史。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位哲学博士，他还有个生物学学位，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很丰富。我所在的研究院共30名学生，12人学哲学。

留学生中我的俄语算是不错的，以前翻译过东西，词汇量很丰富，至少自我感觉良好。俄语老师是个女孩，6个月后我就能毫无障碍的用俄语听课了。我如饥似渴的学习，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哲学……我还读了俄罗斯文学，哲学，罗马史……一年下来，我读了5000页，已经能用俄语思考。

在莫斯科留学的朝鲜学生们每天晚上会聚在一起讨论朝鲜革命，讨论时相互争论的很激烈。我只参加过一次，觉得太正式了，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个原因，我去苏联的目的是学习苏联的发展理论，而不是学习朝鲜的政治。

不过关于我的议论传了出去，有的说我不参加讨论是因为水平太低……可能是我在讨论会上发言并不很出彩。当时我正努力适应俄罗斯的学习生活。我不是在学给别人看，而是要学到真正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好的。没有民族差别，人们互相，道德高尚。现在想来当时太武断了。

我的俄语老师与我同岁，丈夫死于苏联与德国的交战。老师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很没有人情味，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知道她其实有一颗善良的心。老师的造诣很深，读过很多书。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她身上感受到了异性的魅力，我跟她走的很近，我们还经常一起去剧场（大部分情况下她买票，我会买巧克力或者冰淇淋，但是我们都没有奢侈）。

有一次，我们在操场上散步（我和她牵着手）。她向我告白，说爱我。我对她说，

“如果你希望我们只是那样的关系，那就那样！”

“我也很爱你，但不是男女间的那种爱，我对你的爱是尊敬。我希望你理解我。”

之后我们仍然见面，有时还会去她家。她家共三口人，她、她的妈妈和一个女儿，女儿很喜欢我。我们的亲密关系四年都没有变。回国之后我还会经常想到她。

1960年我再次去苏联参加世界**大会时去找过她一次。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她在聊天中慨叹苏联正在逐步走向物质至上。那之后电视机出现，人们热衷于看电视，精神世界更加苍白。

对当时的苏联，我只有一点不同意，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至今仍然从骨子里反对这件事。但是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苏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联留学时，我坚信**是人类的未来。

留学一年之后，大使馆推荐我做学生干部，可能是认为我学习刻苦。我接受了，当了两年半的学生干部。当时留学生党支部领导人是金日成的兄弟金英柱，他人很好，而且经验丰富，我很尊敬他，跟他学到许多东西。不过，我并没有要跟随他踏入政界的想法，我有一个学者梦。

一年语言课程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了研究生课程。由于已经耽误了一年，与俄罗斯学生相比，课程拉下很多，我担心即使把所有参考书目都读一遍，估计也跟不上了。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借来同学中学习最优秀的那位同学的笔记，课程中简单的部分就照他的笔记学习，然后我再集中经历专功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难的那一部分。我发明的这个学习方法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首先集中经历建设重工业，然后再发展轻工业”。

有一次学习遇到问题，我去找指导老师商量。当我的提问越来越难时，老师说，“你打算一天之内把马克思主义全学完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他也没有再提问我。

一年刻苦学习之后，我自认为已经有了不错的哲学思考能力。我的学位论文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