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7年8月，平壤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应该说是平壤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我之前觉得大堤（距离金日成综合大学很近）可能决口，就领着学生们加入堵漏大堤的工程中，但是中央指挥部认为太危险，命令我们撤回。回到办公室后不久，只听“咣”的一声，大堤决口了。再晚一步我们恐怕就都被水淹死了。

大堤决口之后，整个平壤一片汪洋。我担心在农场劳动的学生，请求军队支援。但是整个农场已经全被水淹了，水面上只能看到屋顶。我很心痛，但是不得不撤退。令人高兴的是，后来学生们爬在他们养的猪身上生还了。

按照金日副首相的指点，理论问题就用理论解决。我又写了文章解释相关问题，与其说是想改变我的命运，不如说我想申辩。我苦苦思索到底我错在何处，茶饭不思，妻子都开始担心我的健康。

我还改变了对教师和学生们的态度，我更经常的在宿舍过夜，与学生们一起吃饭、运动，晚上一起生火取暖。巡视宿舍，看到有的宿舍没有打扫，我会拿起扫帚帮他们清扫。我还帮同学们擦皮鞋。回到校长室，通常已经黎明十分，我再接着写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文章。

包括党中央科学教育部长和组织部大学指导科科长在内的调查组进驻大学，集中检查之后，召开了党员扩大会议，对我这个大学校长进行集中批判。我首先进行自我批判，然后教职员对我进行批判。

许多学生党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一位哲学系5年级的学生，也是大学学生委员长，作了声援我的发言，

“我们校长不是那种人”。

在当时的气氛下，声援我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位研究生猛烈的批判我，接下来又有女研究生批判那位研究生，

“同志，当年你听校长的讲义，感动的留下眼泪，现在却反过来批判校长，你还有良心吗？”

我与其说高兴，不如说立场很难堪。虽然我知道那些勇敢的学生们家庭成分没有任何问题，在大学里也没有问题。我还担心他们会收到迫害。

为了报答他们对我的信任，我决心一定要解决理论问题。可是，思来想去，依然迷雾重重，看不到出口。

时间继续一点一点的过去，到了冬天，一天晚上，我正在校长室思索，进入梦乡，又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一会的功夫，迷雾消散，我发现了一丝曙光。

马克思主义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人类一开始并没有阶级，将来阶级也会消亡。所以，阶级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短暂出现的一个现象。既然如此，怎么能以阶级为中心来看待历史呢？!!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来思考历史。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使无数人遭殃，但是，他打的旗号确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中国的特殊时期破坏文化，迫害知识分子，竟然动员“小孩子红卫兵”，而且依旧是在“保护劳动阶级”的名义下展开的。在特殊时期中，对**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极致。

金日成虽然嘴上说反对中国的特殊时期，史实确是：朝鲜在反对特殊时期的口号下，金英柱和金正日展开了激烈的权利斗争，斗争的结果则强化了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

与中国不同，北朝鲜没有可以展开特殊时期的对象，不可能开展特殊时期。但是，对我进行批判，肃清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北朝鲜的反修正主义斗争可以说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缩小版。

金日成曾经召集革命学院的同学们训话，“你们绝不能成为黄长烨那样的修正主义哲学家，黄长烨只会到处引用别人说过的话，他是一个教条式的哲学博士”。听到这些，怎能不让人联想到红卫兵呢？

我同意要解放无产阶级，建立平等的社会。但是，一味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创造性，甚至进行斯大林独裁和中国特殊时期似的权利斗争，是我不能赞成的。我认为，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阶级利益绝对化，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至上主义思想的表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人道的表现。

我认为，社会主义追求阶级利益，是一种阶级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到最后又会演变城领导的个人利己主义。再接下来，又会演变成对领导个人独裁的崇拜。

符合人类利益，改变全人类的命运才应该是努力的方向，哲学的使命应该是为全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

那一瞬间，我从马克思主义中完全跳了出来。

1968年末，我开始将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观体系化。到1970年10月，共写了100页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