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上党中央书记时，我的最高人民会议议长任期还没结束。在北朝鲜，党中央书记比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权力要大的多；但是在国外，因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被理解成议会议长，倒是更被看重。所以，虽然我已经是党中央书记，但是往往还是以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国外活动。

访问缅甸时发生过一件事。我在缅甸官员的陪同下访问那里的佛寺，在一座佛像前，（那尊佛像很奇怪，肚子是光光的，官员解释说，人民相信抚摸佛像的肚子能治百病，在长年累月的抚摸之后，佛像的肚子就亮光光的了）有许多人在祭拜，我问陪同我的官员，他得病时也会来抚摸佛像的肚子吗？

“不是，我有病了会去给医生打电话”。

“那你信佛吗？”

“信，这里信佛的人分两类，那些无知的群众真的相信佛能治百病，但是像我们这样有知识的人不信那一套。”

“那你为什么信佛呢？”

“为了内心的平静”

“内心的平静？”

“想到死，谁都会恐惧。相信佛，祈求永生”。

我是主体思想研究所的所长，我自认为这份工作做的很称职。对于另一个职位，主管科学教育的书记，我不得不说，我起的作用不大。当我还是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想着如果有一天主管科学教育，一定要进行大的改革，但是那一天真的来了，我又发现根本摸不着头绪。

主体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科学教育事业要优于其它领域，优先发展。

推动社会发展的归根结底是人，而科学教育事业正是培养人才的事业。所以科教应该优先发展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北朝鲜，有两点成为发展科技的关键障碍。第一，个人崇拜；第二，军国主义。在北朝鲜，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唯一重心是偶像化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

“追随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学习”，“学习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的革命历史”，不仅偶像化金家父子的科目是基本课程，与之毫无关系的其它课程也充满了类似的内容。个人偶像化，在北朝鲜，不是针对某一个艺术家或者学者，而是对所有人。说白了，就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独裁的偶像化。

所以，教育的结果就是青少年自主意识的丧失，成为思想的奴隶。学生毫无创造力。我成为主管科教的书记后才真真切切意识到与留学生和在日同胞相比，同等学历的朝鲜学生差的很远。但是，虽然知道，依旧无可奈何。

军国主义的后果不仅是学生军事化，还有军国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进而对学校的投入不够。想要提高教学水平，首先要提高老师的水平，但是，权利偶像化的现实下，想培养出有真才的老师谈何容易。教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北朝鲜是被革命的对象，人们自然不愿意当老师。

以金日成大学为例，大学毕业后，成为党支部委员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不是行礼表示感谢，而是辱骂一番。虽然北朝鲜声称提高教师待遇，连小学老师都被称作“先生”，但是，那些在党支部的年轻人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校长一律“同志、同志”的叫，仿佛是自己的下级。党国体质下，学校是没有任何自主权的。

在这样的现实下，我只能建议提高老师的社会地位，呼吁在学校内部形成求知向上的良好风气。我将很大一部分经历放在强化初中教育上，但是收效甚微。我还积极的树立模范老师和模范学校。

学校如此，在党内，却常常召开会议，综合学校的问题要求我对教师进行批判。我只好主持批判会议，但是更多的，我还是号召大家像模范学校的老师们学习。在北朝鲜，军事动员、劳动动员、金日成和金正日生日的庆祝活动动员，类似的动员非常多，占用了学生的大量时间。

尽管如次，我也尝试做了一些努力。我强调数学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将数学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是，后来我的观点被左倾反对，受到非难。

北朝鲜大学是5年制，其实学生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一半。即使是剩下的两年半，课程也常常被中断。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又提倡克服问题，边劳动边学习的方法。为了让这样的学习得以继续，我赋予它一个名字“抗日游击队式学习方法”。名称来自于当年抗日游击队时边行军边学习进步。我当大学校长时，领着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们进行户外实践，也曾边行进边学习。

一年当中，因为各种动员学业要被中断8~9次，我觉得边游击学习法很必要。但是，我深刻的体会到，即使在科学教育领域，我这个主管书记也不是“主人”，金正日通过组织部在监视书记们，组织部的人绕过书记，直接给金正日报告。

更寒心的是，金正日更愿意相信组织部的报告。举个例子，如果组织部负责写报告的科长对科学院的某个院长不满意，就会写一份诽谤的报告，并假托是科学院的教授的意见，报告给金正日，结果，金正日往往会将院长撤职。

所以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组织部手里，组织部也成为金正日强化独裁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金正日做的是最让大家气愤的。组织部事实上支配着北朝鲜的一切。

组织部负责教育的人是我的反对派，结果，我提倡的方法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