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正日对许耽的信任与日俱增。许耽从不缺席金正日举办的宴会，并在宴会上附和金正日。许耽自认为获得了金正日的信任，就提议说，“日本的朝总联支持“对韩国事业”，可以通过朝总联将国际部剥离，将所有工作都并入统一宣传部，否则大家的工作重复进行，效果也不好。”

许耽不断向金正日提出类似建议，最后金正日同意了。但是许耽对与日本**打交道没有自信，而且认为利用日本**也不容易。金正日不断听信许耽的话，而且有许耽在，对我展开工作也有颇多不便，我就干脆向金正日建议对日工作交给许耽来负责。国际部的职员知道后都说我无能，丢掉了饭碗，但是他们有所不知。

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是与许耽相比，我还是有信心竞争的。我认为要保留国际部，需要与日本**改善关系，在与日本**关系变坏的过程中，责任全在北朝鲜，虽然日本**为了改善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作出许多努力，但是当时的国际书记无能，未能抓住机会。我从担任国际书记第一天就开始努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有一次金日成问我，

“黄书记，以主体思想为指导在日本恐怕不能新组织**。”

“日本**历史悠久，而且根基很深，于它之外另建一个不是容易的事。而且现在日本**对主体思想有所误会，只要将误会的部分解释清楚，还是能将日本**拉到我们这一边的。”

不仅越南和古巴，欧洲所有的**都与日本**关系很好，只有朝鲜劳动党除外。所以我向金正日提议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不是示弱，而是向日本**介绍主体思想的优越性，说服他们。金正日说，“那就试一次”。

我一直与日本的一所大学副校长（实际上的校长）关系很好。他是一位很有良心的学者，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的坂本?和教授访问朝鲜，他也随行。1987年末，我接到信，将在日本举办有关人类安全保障问题的研讨会，邀请我参加。访问朝鲜期间，坂本?和教授已经谈到，他回到日本后会努力促成我访日的机会。

我给他回复了一封信，说我不是一个自由的学者，而是政府高级官员，需要一个名分。他在回信中说，不仅有南韩的牧师，还有日本、中国、美国、俄罗斯的著名学者参加。解放前被日本兵强制押解回朝鲜搬到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日本，我很想看看日本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我也想与日本的学者见面。于是我向金正日提议，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我可以趁此机会访问日本，顺便与日本**高级干部们会谈，改善两党关系。

这次出访最终得以实现。离开平壤，乘坐飞机，途径北京，飞往东京。但是，从教授那里发来了紧急联络。内容是因为KAL空难，日本政府拒绝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入境。虽然这次研讨会非官方，但是日本政府拒绝其它一切活动。

我紧急联络平壤请求指示，但是到底去不去日本需要我自己拿注意。与中国方面和大使馆同志商议的结果是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但是真的进入日本，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我想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坚持到底。朝鲜劳动党书记级别的干部访问日本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日本政府的戒备很严，再加上空难，警戒程度更高。

我的房间外有7~8名日本警察在守着，就酒店到会议中心不过100米，警察却一个挨着一个。许多人为了见我而来，他们也为我鸣不平，但是无可奈何，在会议上见到学者们我应该已经感到满足了。与日本**改善关系方面毫无建树的情况下，12月下旬，返回平壤。

回到平壤我才知道，因为没有中途从北京返回平壤，金日成很生气。现在看来，我当时选择是日本到底是对失错仍旧不准。但是至少在当时，以我的身份做这件事是太冒险了。虽然我自认为负责主体思想对外宣传工作成果很显著，但是金日成生气是应该的。

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是金正日。

很意外，金正日向父亲表示，这次事件中他的错误比黄长烨更大。金正日让我帮他赶紧编写新年贺词，第二年我仍旧编写了金日成的新年贺词。金正日和金日成批准下来的第二天，金正日给我来了电话。

“无论如何黄老师不能在继续担任国际书记了，直接到文献整理室来。金永勋已经升任部长，原来的代理部长现在是劳动新闻的主笔。但是，不能将国际部完全交给金永勋，要将能够管住他的人提升为书记。”那个人就是许耽。许耽想担任国际书记已经很久了，我开始负责主题思想研究所，文献整理室，还有党历史研究所。统一宣传部由尹基福任部长，兼任书记。

家人对我解任国际书记感到遗憾，但是我反而很高兴。有了学习的时间，最重要的是离开了权力斗争的中心。我到了距离党中央很近却山水秀丽的一个地方为金日成父子编撰文集。一周回家一次。我还经常去主体思想研究所，主体科学院也有很多人经常来找我。

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经历集中在改革开放，我认为改革开放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修正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导入了资本主义的优越之处。不仅如此，还从根本上修正了社会主义理论，我努力阐明以改革开放为方向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