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渡过难关，党中央紧急制定政策，出救灾指示。

196o年5月15日，**中央出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农村基层干部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教育活动，要求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贯彻执行四项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是：“从中央委员起，凡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众一起吃饭。”

同一天，**中央出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重申了劳逸结合的方针，要求在农村实行平时工作8小时、学习2小时制度，农忙时即使延长工作时间，也必须保证睡眠8小时，吃饭休息4小时，不能少于这个时间。提出各地要将休息时间也和劳动时间一样，作为任务来遵守，不得违犯，违犯者必须受到批评直至处分。也就在这一天，**中央还出了关于做好粮食分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一年抓三次农村生活的安排，即夏收、秋收时各抓一次，青黄不接以前抓一次，一点不能疏忽大意。安排粮食还必须与办好公共食堂结合起来，帮助食堂种菜、养猪、做酱、做醋、腌咸菜、晒干菜等，使食堂能解决油盐菜柴的供给。在一天之中出三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多见的。

8月1o日，**中央又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坚持计划用粮，反对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对浪费；继续实行口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奖励社员节约粮食，还要求食堂种菜、养猪等等。

针对农作物大面积受灾、减产严重的情况，**中央于9月7日决定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要求淮河以南直至珠江流域的地区，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o斤，遭灾的地方应更低些。在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调任务和支援灾区而增加的粮食外调任务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38o斤，但最多不能过4oo斤。淮河以北的农村口粮标准，应压低到每人每年原粮3oo斤左右，在东北等一些高寒地区可以适当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压到平均3oo斤以下。**中央还指示各地结合农村“三反”，杜绝社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亲戚营私舞弊，多吃偷吃粮食，切实保证农村每一个人都能吃到他们应得的一份口粮，取消社队干部小灶，干部均在公共食堂入伙。

196o年1o月16日，**中央转了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这个纪要将**中央有关安排好人民生活、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总结为“低标准”、“瓜菜代”、办食堂、管粮食、劳逸结合五条方针，要求将“低标准”与“瓜菜代”有机结合起来，推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实行“低标准”的同时，大搞瓜菜和代食品。

196o年11月14日，**中央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其中说：自从中央提出“低标准”和“瓜菜代”相结合的方针以来，各地区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工作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目前秋去冬来，各地必须更大规模地动群众，抓时机，抢时间，迅地将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树叶、草叶和野生植物尽可能采集起来，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秸秆和植物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不要烧掉，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制成各种代食品。指示要求各地“书记挂帅，全面动员，全民动手，以食堂为主、工厂为辅，土法为主、洋法为辅。”

**中央还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李富春、**、谭震林、习仲勋参加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同时，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小组和办公室。这年11月，还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食品会议。

196o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估计到第二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总理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陈云同志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总揽全局的总理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进口粮食。在总理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oo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1961年，总理出差到东北，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从远东借2o万吨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这样做了，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