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六十条》的制定，标志着在纠正“左倾”、整顿农业上迈出了一大步。《农业六十条》是在邓子恢起草的《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基础上制定的，浸透着邓子恢的大量心血和智慧结晶。

邓子恢在1955年受到主席的错误批判，被侮为“小脚女人”。1957年底以后，因病休养的邓子恢未参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但是，这位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老**员并没有“躺倒不干”，也没有“跟风”。他忍辱负重，继续关注着农村和农民，病情稍好就抓工作。

1958年大跃进，各地掀起“跑步进入**”的热潮，邓子恢头脑清醒，不跟风，不刮风，明确反对穷过渡，他因“右倾”靠边养病，谭震林接替他主管农村工作。随后，全国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到处一片狂热，共产风和浮夸风席卷中华大地。在激进舆论的影响下，主席一度认为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过渡，曾想取消它。

这年6月，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遇到了主席，主席向邓子恢谈了取消自留地的想法。邓子恢立即说：“主席呀，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两人都在游泳，没有展开细谈。

从中南海回家后，邓子恢感到自留地问题事关重大，心中不安，夜不能寐，就给主席写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理由，指出：“自留地是集体经济的补充，是安顿农民生活的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但此后随着政治气候升温，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人造卫星”不断升空。8月2o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o万斤、亩产皮棉5ooo斤、一颗白菜5oo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邓子恢对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宣传甚感惊讶，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赶往徐水进行实地考察。

他现那个**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两个月后，主席也觉察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并开始着手纠正某些错误。

1959年元旦刚过，邓子恢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oo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

会后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实事求是向党中央和主席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实行“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拨轰、“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

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远远脱离生产力的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最终导致地减产，人挨饿，到处上访告状，乱子越出越多。

196o年春末，身体不好的邓子恢根据医嘱赴外地疗养。行前特来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向主席辞行。主席对他的病情很是关注，嘘寒问暖了好一通，这使邓子恢很是感动。虽然他在农村工作的许多问题上和主席难以求同，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两人血雨腥风中建立起来的战友情谊，这很值得欣慰。

看到受自己批评、一二年很少见面的老战友主动找上门来，主席心头涌起旧情，他似乎忘记了彼此间曾有过的不愉快争论，话语一出口，就像关不住的流水。

室外的阳光淡淡地涂抹着春日下午的中南海红墙，又不留痕迹地散淡开去，不知不觉中，菊香书屋的谈话竟过了两个小时。

“主席，你知不知道，不少地方生了水肿病，甚至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现象？”邓子恢一如既往，心里想说什么，决不藏着掖着。

主席沉痛地点着头：“你说的这个我晓得。”

“主席，我有一些看法。”

“你说，你说。”

迎着主席那深沉而带有鼓励的目光，邓子恢就农村社、队规模和基本核算单位过大、浮夸风、瞎指挥、搞一平二调，大办食堂等问题，毫无顾忌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主席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你受到批评，却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真是襟怀坦白。”

196o年6月，邓子恢病情稍好，**就委托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邓子恢虽身患糖尿病，但仍抱病率工作组离京，先到山西汾阳，后赴河北石家庄。他下乡一向反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搞形式主义调查，而是带几个随行人员，轻车简从，在农村悄然走乡串户，纯粹是一身农民打扮，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北京来的副总理。他亲自找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亲自记笔记；到农民家里，他亲自揭锅盖，看粮袋，一丝不苟，实地考察农村真实情况。

为避免调查的片面性，他不顾劳累，又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开展调查。

调查后，他深感南方北方的人民公社虽然天各一方，相距遥远，但都同样存在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成风，瞎指挥严重，问题成堆，群众不满；亟需制定一个管理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制度化，公之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尽快恢复和展农业生产。

邓子恢在无锡立即指挥工作组埋头起草条例，经过反复推敲，连续奋战4o多个昼夜，终于完成了《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共有66条，所以人们又俗称其为66条。

为慎重起见，他又邀请部分省委的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报送中央。

**、周恩来看过后交口赞扬，急送主席审阅。

主席看到66条后，立即批示将其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主席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o条）的前身。

1961年3月，**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旨在调整农村政策的工作会议。主席特地通知在海南榆林港休养的邓子恢与会。他还说：“国难思良将，农村工作离不开邓老。”

邓子恢到广州后，周恩来告诉他：广州会议行将讨论的由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还是在去年邓老《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的基础上产生的，主席曾亲口告诉我，他对你那个条例很满意。

邓子恢吃惊之余，更多的是欣喜。一段时间以来，他和主席之间，除了争论，还是争论，他已经很少听到主席的赞语了，而这次广州会议，行将讨论的是主席参考自己那个条例制定的新条例，邓子恢焉能不高兴！

广州会议进入第8天后，3月23日，邓子恢因身体不适，迟到会场。这天，主席批评党内一些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坏风气后，有感而：“我这里要提提邓老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邓老的脾气犟得很，在合作化问题上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几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跟他统一了，没矛盾了。去年他在山西、石家庄、苏南作了一次调查，作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对制订《农业六十条》起了重要作用，他做了件好事。”

会场鸦雀无声，愈烘托出主席响亮的湘潭口音：“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邓老没有份的。你们不要看不起邓老，那样是不行的，人家是有调查研究精神的，他现在的主张是正确的，在农村许多问题上，邓老是正确的。”

话到这里，主席双眼向会场浏览了一遍，未见着邓子恢，就问：“邓老今天来了没有？”

大家不约而同地转头寻找邓子恢。

迟来与会的邓子恢坐在后排，因为耳朵有些背，加之与主席台相距稍远，对主席的话听得含混不清，对主席的询问竟没有任何反应。看他这样子，不少同志笑了起来。邓子恢感到有些奇怪，就问身旁的叶剑英：“他们笑什么？”叶剑英微笑着告诉他：“笑你呢，**表扬你了！”

邓子恢浑身一个激灵，仔细辨听主席的讲话：“农村工作找谁啊，挑来挑去还是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他同我谈过，我介绍他去跟总理谈。总理让他起草个文件，叫人民公社的章程，先倡议的是总理……”

周恩来一旁插话：“主席，是邓老给我说的。”

主席大声更正过来：“哦，先倡议的是邓老，然后总理支持。”

主席话毕，会场掌声如雷，向邓子恢表达了深深敬意。

邓子恢见主席在这么多人的大会上赞扬自己，深受感动。看来主席已然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也看到了自己向中央所作建议的价值。邓子恢神情显得特别兴奋，多年来的苦闷、压抑之情一时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