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到了，结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样，袁世凯这个年过得很不开心。他的称帝，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遗症。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自己起家的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年前的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并迅速蔓延开来。贵州、广西也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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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发现，首先有必要推迟称帝的时间；1916年3月，他终于放弃了恢复君主制的野心。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在四面楚歌之时，袁世凯想到了向他表忠的张作霖，他要求张作霖出兵湖南，并许诺以后可以封公封侯。这是袁世凯最后的一棵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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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部下封爵时，曾封张为二等子爵，照袁颁爵时的普遍习惯，中将阶级的师长和镇守使，都只授轻车都尉，张作霖以一个师长而获二等子爵，就表示袁破格笼络他。然而张汉卿怎能在此时让张作霖自毁“前途”？而且张作霖也自以为对洪宪帝制出过大力，竟不能封侯，遂大失所望，即日递呈请假。当时所谓请假，便是辞职的先声，辞职又是自由行动的初步。所以吓得段上将军亲自踵门探疾，而张作霖却闭门挡驾。袁想调虎离山，征求张做绥远都统，张当然是一口拒绝，他怎会离开他的老窠奉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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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倒袁时，袁调兵南征，2月间，袁召张作霖入京商讨南征问题，袁对张说了许多好话，许了许多好愿，劝张作霖带兵赴湖南。袁以为张会讨价还价，怎知大出袁的意料以外，张作霖竟一口承允，拍胸愿为前锋。袁世凯顿觉得张作霖究竟是绿林出身，有侠义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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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能够痛痛快快答应，与张汉卿的建议不无关系。张汉卿认为对中央不妨虚与委蛇，利用袁世凯还在台上的机会，捞得最大好处是上策，张作霖深以为然。张氏父子打的第一个主意，就是消灭二十八师冯德麟、驱除北京在奉天的钉子段芝贵，以奉天为基本，稳居关外蓄精养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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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答应出兵后，要解决出兵的技术问题。袁世凯特别关照陆军统率办事处，对张的需要优先解决，补充饷械，尽量方便，怎知饷械到手后，他却突然变了脸。张作霖翻脸后可更厉害，不但用中央的饷械新招了十营兵，还因为他手上有段上将军亏空公帑数百万元的证据，这都是奉天的血汗脂膏，他要“代人民”清算这笔账。同年4月20日，小段微服潜赴北京哭诉，袁劝他委曲一点先回任所，再作计较。这时袁世凯获得密报，张作霖正命袁金铠起草什么奉天保安会的章程，袁想到辛亥革命时，奉天也产生了一个保安会来和清廷脱离关系，组织保安会便是变相的独立；袁这时候对南方的爆炸局势已经很伤脑筋，自然怕北方也出乱子，而腹背受敌，他知道已无时间拖延了，4月22日他发表命令，任命廿七师师长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任命廿八师师长冯德麟为军务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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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熟悉历史的张汉卿，对后来的变化自然是了然于胸的。可是没料到乃父竟更是技高一筹，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便决心反袁的张作霖表面上还是表示听袁调遣，以便骗取饷械。待饷械到手后突然变脸，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提出了“奉人治奉”的口号，表示不能离开奉天。这一手来得甚是漂亮，连张汉卿都不禁暗暗佩服：张作霖能登上“东北王”的宝座，这两把刷子真不是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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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作霖同城竞争的冯德麟不能坐视张作霖得了这么多好处：这年头有军火便能就地征兵，继尔扩充实力。他不甘落后，眼睛瞄上了原段督军手中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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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就是张作霖所要替奉天人民清算的“公帑”。可是张作霖根据张汉卿的建议，说是说了，却没有真的动这笔钱的主意：有钱能壮大不假，但是毕竟中央政府余威还在，考虑到东北局势自己并不占优，张汉卿力劝张作霖不要因小失大，以免成为众矢之敌，并设法下套，怂恿冯德麟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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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作霖布置军队于某夜开枪，然后假意到段芝贵处报告，说冯德麟要率二十八师部队进城，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张作霖表示自己无法制止。段芝贵听后，十分紧张。张作霖借机劝段芝贵避一避，段芝贵感到这是一个好办法。经电请中央批准，他便乘机攫取巨额官款和若干军火，乘一列专车赴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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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张作霖均暗中派人知会冯德麟，明面上还特派张作霖亲信五十四旅孙烈臣旅长率一营兵亲自护送。然而等车行到沟帮子车站，却被冯德麟早已布置的二十八师汲金纯旅的一个团在沟帮子车站拦截了该列火车。团长邱恩荣上车，以奉天军民的名义，交电报两封，内称：“卸任上将军段芝贵为帝制祸首，奉天人民正拟处以应得刑罚，竟敢手携省官款二百万之巨并军火大宗，闻风畏罪潜逃，奉天人民无不发指痛恨，电请汲旅长派兵就近截留押赴奉天，依法处理。”而且士兵又拥到站台上，剑拔弩张，形势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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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芝贵把电报拿给孙烈臣看，孙烈臣看罢，大声不满地说：“岂有此理，等我问问。”即下车到票房同邱团长谈话。段芝贵见孙烈臣许久不回，惊慌失措，立即下令把官款和军火卸下，堆在站台上。孙烈臣上车后报告说：“奉天各界人情汹汹，一定要截留专车押回，经张代督婉商多时，才答应不扣专车，但官款和军火务须点清留下，并电请中央查办。”段芝贵连忙点头认可，下令交由邱团长清点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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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的目的已经达到，见好就收，段芝贵即被放行，就这样灰溜溜地逃出了奉天。仍由孙烈臣率一营兵护送到天津，后避居租界。段芝贵因此对冯德麟大为不满。段到北京后，面见袁世凯，极力保举张作霖，对冯德麟则大加斥责。就在这一背景下，袁世凯授张作霖盛武将军衔，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统握奉省军政实权。而冯德麟则被任命为军务帮办，居张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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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天将军张作霖的推荐下，54旅旅长孙烈臣继任27师师长。张作霖开始大力进行军事训练，浑不见答应袁世凯出兵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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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见大势以去，于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袁世凯在耻辱和痛苦中死去。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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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袁在后来的败笔，史学家们各抒已见。但是不可争议的是，他死后，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在1926年以前，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使得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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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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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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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也从穿越中清醒过来，正确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国，不是模仿所谓共和的时候。散乱的中国，需要的是集权，需要的是能够统一全国的大军阀。他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让他便宜老爸的势力更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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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天起，张汉卿任奉天巡阅使署高级参议，军衔为上校，帮办军务。他前生时对政治大势、历史发展倒是在行，对军事知识的了解也只限于看看《舰船知识》、《兵器知识》等杂志，或者在新浪网上和一帮愤青们纵横天下大势，但他可知道带兵不是像电影里那种指挥官手枪一挥就整师整团冲锋那么简单。后勤、给养、训练、通讯、装备、思想处处都要留心，历史上因一念之差胜败之势翻盘的事情多了去了。将来和日本人动手，虽然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但是战术上更要重视敌人。自己不懂点知识，到时候将熊熊一窝可不得了。在任参议期间，经张作霖同意，入奉天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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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讲武堂的教官，都是在军队中有一技之长的人物，各有特色。像吴俊升精通骑兵作战之法，张作相在步炮联合方面颇有所长，以及姜登选的步兵操练等等，都让他受益匪浅。更让他非常欣慰的是找到了战术教官郭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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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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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郭松龄，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夫人韩淑秀。韩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里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一向把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视为己任的韩淑秀，始终在为国民教育潜心操劳。她曾在讲武堂为学员辅导操行道理；爱国人士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她又成为校董并亲自执教。为了筹集贫儿学校的开办经费，韩淑秀在社会上奔走呼吁，募得资金2万元，同时她还捐出了自己的积蓄。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注销“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郭松龄当上旅长时，他们仍租住在大东关水簸箕胡同的一个西厢房里，生活极为俭朴。穷孩子们为了表达谢忱，在校长的率领下将一块“兴学育才”的匾送到她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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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对张作霖扩军备战、抢夺地盘的行为不满，他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心积蓄势力，推倒军阀，整顿奉军，将政权交还给有民主思想的张学良。张汉卿极清楚这个人在史上的能力，虽然他最后因不满张作霖进攻国民军而背叛奉系并造反后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后被处死。但是以七万人之力，打得张作霖要“布置关于下野和议和一事并准备逃往大连，且运来十余汽车的汽油及引火木柴，布满楼前屋后，随时准备将大帅府付之一炬”，可见其能力之强。不过在日本人、张作霖、吴俊升等合力进攻下最终失败，夫妻双双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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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这样一个忠心为国为此不惜以命抗击之人，在张汉卿志在统一全国之理想下，绝不可以在此时空里有叛反之意，郭松龄可是搞政工的一把好手，能文能武的人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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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他之外，张汉卿还结识了一大批少壮派军官，这些人都是奉军各部里营连级的干部，都从生死一线闯过来的，可能很多人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带兵打仗都很在行。将来奉军打仗可都靠他们啊，张汉卿有意接交。他思想新锐，于军事理论又总能推陈出新，眼光独到，而又能容忍旧派将领的一些习气。奉军的旧式将领见张汉卿并不以少帅的身份自矜，也都着意结识，很快地身边便聚集了一批士官派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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