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两系战胜了共同的敌人，不久就陷入了新的困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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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奖叙有功人员，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兼直隶督军，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为安慰张作霖对吴佩孚任命的不满，靳云鹏委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并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以张汉卿为甘肃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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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在北京志得意满，口出狂言。面对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30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问道：“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10万！”吴佩孚看到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很是厌恶。他16日到北京，17日就离开北京，先到郑州，召集直系将领开会，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基地，埋头练兵，扩大直军的实力，准备同奉军一搏。曹锟和张作霖不急于离开北京，意图坐地分赃。这可急坏了总统徐世昌，没办法，只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曹锟和张作霖于９月４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并在天津结成了儿女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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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时刻在预防历史上的直奉战争发生，但是这样的局面，由于分赃不均，直系人马都憋着一口气。按这种趋势，不过多久，历史上的直奉战争肯定要发生。直系占据长江以北各地，背后有英、美等国家撑腰，吴佩孚实力雄厚，又时刻思谋着发动第二次大战重新划分势力。自己现在摊子铺得太大，此时实不宜与直系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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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系内部多为老派将领，这些人久随张作霖，虽然在一些大战中出力甚多，但是作风粗糙，有浓烈的军阀作风。还在关外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主张张作霖作关外的“土皇帝”。奉军官兵也有很重的恋乡情结，对在异乡出兵打仗有本能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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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末到今年初，奉系相继得到兴安、蒙古、甘肃、热河、察哈尔、绥远以及陕西北部等省区，实力大增。随着奉系实力的扩大，渐渐地占山为王、武装割据、拉帮结派、分封诸侯的思想又涌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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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大老粗一个。虽然在奉系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侥幸成功了，对中国的危局却浑然不觉，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的野心不过是在东北获得一些好处，倒不至于真正威胁他的统治或是更有甚者有吞并东北的野心。在得到近10个省区的实力后，禁不住洋洋自得，大有“老子天下第一、舍我其谁”的想法。在进入北京之前，他在天津对西报记者谈话，谓彼仅与曹锟商议善后，吴佩孚不过是一师长，不应过问政治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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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对奉系上下自骄的情绪非常担忧：外敌环伺，内分南北。以奉军实力，对付各派军阀稍有见长，与日军实力却又相差太远。他时常与张作霖点评奉军人物，臧否时事，以内部人才凋零，少有能独当一面及有战略眼光之将帅奉劝乃父，要驱除日人之威胁、行统一中国之大业，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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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汉卿看来，奉军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将才只有韩麟春。其余像李景林、汤玉麟、熙洽、万福麟、于珍、张景惠、许兰洲等辈，只可做一方镇守使，有的甚至连标准的将官都不能算。稍出类拔萃的如姜登选，因性情刚毅果敢、豪爽轻财、不唯荣利、治军严明，且能与士卒共甘苦，在士兵中享有很高威信，但却不是好的指挥官。虽然正史上姜也名列“奉军五虎将”之一，但其在军事上的成就并不突出，有时用屡战屡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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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也是将才，在奉军高级军官中可谓凤毛麟角，可是因为有史上的“滦州之变”，张汉卿还是希望把他牢牢地栓在身边。万一他仍向正史上那样反戈一击，好不容易得来的局面又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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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相也算一个。他久随张作霖，沉稳正气，深得上下信赖，在奉军中很有威信，在正史上也是张汉卿的忠实臂膀。张汉卿对他的评价是坐镇中央尚可，出任地方诸侯未免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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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是个人才，但是因为招募私兵，已被废黜2年。这个人在军工装备上是一把好手，正史上虽然跋扈了些，真正本领是有的，是总装备部长的有力人选。张汉卿建议重新启用杨宇霆，却要努力防止其结党营私，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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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才，工业及国防经济的冲突也显现出来。奉系扩张太快，工业摊子拉得也大，用2年来节约的财政勉强支撑起10个师的用支。第一个三年计划尚未完成，且这个计划看起来没有重点，各个产业大都各自为政、没有形成拳头。东北工业与经济虽有振兴，短期内却没能直接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此外，由于奉军占有的地域太大，兵力因而分散。在张汉卿心里，能否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战略决战乃是决定现代战争输赢的决定性条件，短期内在广阔的领域里集结大量兵力，其后勤补给、组织指挥是项庞大的工作，需要强大的交通运输体系为支撑。而先决条件，则是国家有完整的国防布局和计划，奉军缺乏这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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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汉卿记忆里，民国初期能有战略眼光的莫过于蒋方震（字百里）了，他一生写下不少犹如“预言”的论文，屡于事后应验。就如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和《抗战的基本观念》对抗日战争进行的预测，与事实基本一致，可见其战略水平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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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在日本军校，就算蒋百里不拿第一名，日本人仍然拿不到天皇赐刀，因为当时的第二名是蔡锷，因此大长国人志气。1906年蒋氏回国，在赵尔巽幕任督练公所总参议，但为张作霖等旧军人物排挤，同年赴德深造军事。1910年再回国，得士官同学良弼提拔，就任禁军管带，后转赵尔巽幕再任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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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蒋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时，曾因校务有求于陆军部被拒，有感失信于学生，集会时在师生面前以手枪自戕，幸有侍从迅速将枪夺下。之后结识日籍看护佐藤屋子，与其结婚，婚后佐藤屋子改名为左梅。二人之女蒋英是著名音乐家，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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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后蒋百里依附同学蔡锷讨袁，后来蔡锷不治身亡，蒋氏因而失去政治靠山，遂在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黎元洪倒台往后数年间，蒋氏公职清闲，闲来着书立说，担任一些杂志的编辑、组织诗社等。他空有满腔热血、满腹经纶，却无伸展机会。直皖大战后尚在北京闲居，因与张作霖有旧隙，正准备投奔吴佩孚，以等待机会讨伐张作霖，报昔年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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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优秀的人才，张汉卿怎能错过？他一面指示“奉情局”高纪毅密切监视蒋百里在北京的居所，在北京城尚处于混乱之中时亲自上门拜访，以图将其人拉于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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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当皖系落败的当日，蒋百里就敏锐地发觉自己已被不明人物所窥测。急忙收拾随身紧要物品想离开险地时，在胡同口被几个壮汉拦了回来。不过这些人虽然相貌凶恶，腰里又别着家伙，但是对自己却无半点不恭之色，为首之人只说奉命留住自己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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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蒋百里正坐卧不安，他敏感地判断为自己的旧仇家张作霖又派人索命了。武昌起义时，因张作霖素与自己不睦，自己被迫从东北逃亡。张作霖派人追杀至火车上。蒋氏因内急，火车上的职员打开了洗手间供其使用，在外部替其上锁(原本火车在发车前不会供人使用洗手间)，因而得免。想不到时隔多年，自己仍逃不脱张作霖的魔掌，而张作霖竟记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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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倍感惊奇的是这次不是灾祸而是福音，名满天下的少帅亲自登门请他加入奉军。张汉卿以前所未有的溢美之辞称赞他的能力，并恳求他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施展平生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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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息蒋百里心中对于张作霖的畏惧及表达自己招纳贤才的诚挚之情，张汉卿甚至以“神来之笔”盗得一首诗来言传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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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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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鲁迅先生在1933年所作的《题三义塔》也提前得以面试人间，不过只用了下半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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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蒋百里有感于张汉卿的知遇之恩，欣然允诺加入奉系，也终于使自己纸上谈兵之大计，真正得以化为现实。张汉卿知人善任，直接委以蒋百里为自己西北军总司令部中将总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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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三顾茅庐，固然博得求贤若渴之名，但是奉系各军政要员并不认为蒋百里值得如此敬重。不少奉系元老见少帅如此热捧其貌不扬、名不见经传之人，冷嘲热讽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蒋百里不为所动，仍然积极为奉系谋划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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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蒋百里的战略构想能够得到奉军政高层的认可和落实，张汉卿推荐蒋百里面见张作霖，述之以中日局势及国防大略。蒋百里以德法战争、一次大战为例，详细计述了他对于国防战略的独到见地，他的动员与集中、持久战、全体战（即后世的全民战争）的理论深与张汉卿暗合。不过张汉卿只是天马行空式的构想，蒋百里的理论却可以将这种种战略的构想变为现实。本来张作霖因乃子与前仇同归于好，不得不耐着性子倾听以表达和解之意，哪知道越听越觉得此人的确有惊人之才能，听得张作霖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本来计划短短的会晤，竟变成了彻夜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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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至拂晓，张作霖意犹未尽。他以前所未有的尊敬对蒋百里说：“以前我张作霖与先生意见相佐，现在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希望百里先生不记前嫌，辅佐小六子成就一番大事业。小六子之前力荐你为他的总参议，我还认为是高就了。现在我决定让你做我的总参议，军衔升为上将。我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百里先生先回去休息，下月初我召开军政会议，讨论东北那个国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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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信奉“武打天下文治国”的张作霖对人才的选拔不拘一格，既然用就要大用，于是蒋百里一跃由中将而上将。先后为少帅老帅所欣赏，是民国初年升迁最快的上将军了。奉军高层很多人心下不服，均道自己是跟随大帅打天下的元老，却让一个后起的新人后来居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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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帅要召开所谓国防战略会议，一些人哧之以鼻：什么战略？打仗能带兵就行了。可是大帅要求各师级及以上军官、各省长、主席准时出席，虽然不理解却不敢有半分耽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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