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赢利方式——从放贷收息到高利贷

宋代市易法的经营模式

内容提要]宋代市易法的经营模式，分赢利与非赢利两类。市易务放贷收息，债务人或结保赊请或用契书金银抵当，赊贷付息，是市易法赢利的基本方式。贱买贵卖违背市易法通流物货、平抑物价的本旨，却未能禁止。经商之利不纳入政府财政收入，而由市易务官吏支配。在市易务年年完成收息定额、官吏获得酬奖的背后，赊贷本钱流失，规模萎缩日趋严重，市易务最终沦为发放高利贷的机构。

关键词]市易务；赊贷；抵当；利息

市易法是宋神宗时期的一项重要立法。从熙宁三年(1070)陕西沿边设市易务，至熙宁五年正式推行市易法，制定的时间长，遇到的阻力大。同时，宋神宗对市易法产生怀疑动摇，令权三司使曾布调查市易务的违法行为，引发变法新党分裂和王安石罢相①。

对市易法前人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多关注其官营商业的利弊、经营效果和新旧党争的问题，有的已涉及市易法中官营借贷业的作用，或市易法与政府购买的关系。本人也曾对市易法赊贷收息的实施状况作过研究②。在此，拟结合市易法基本条文，对其经营模式的内在矛盾再作研讨。

一、赢利方式——从放贷收息到高利贷

熙宁三年初，同管勾秦凤路经略机宜文字王韶言：“沿边州郡，惟秦风一路与西蕃诸国连接，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欲於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于是令王韶提举秦州西路蕃部兼营田、市易。初置市易司于秦州(甘肃天水市)，后将市易司移于沿边重镇古渭寨(甘肃陇西县)，拨钱三十万贯作本。设置市易司前，“蕃商以行铺赊物货，多滞留耗失”，本地商户采用延期付款方式与蕃商交易，蕃商不能及时收回贷款，回买茶绢等汉货，双方交易受到限制，政府也未获交易之利。实施市易法后，“官为出钱市之，复令坐贾量出息，以赊价入官，蕃商既得早售，坐贾亦无所费，官又收息。”③蕃商可以及时收到货款，本地商户仍旧延期付款，双方贸易更为便捷，“既足以怀来蕃部，又可收其赢以佐军费”④。王韶市易法的基本方式是：蕃商物货，由市易务收买，随即将蕃货赊给本地商户，同时货款也转到本地商户名下。形式上是市易务出钱买蕃货，实质上是商户贷款购得蕃货。这样，市易务出钱，成为本地商户的债权方，本地商户“无所费”即赊得蕃货，官府则获“收息”之利。由于市易务充当汉蕃交易中间人，市易务除获取利息收益外，还收取交易费即牙钱。

熙宁四年，“置洮河安抚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应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事，并令(王)韶主之。”⑤洮(甘肃甘临潭县)、河(临夏县)、武胜军(临兆县)属蕃族辖区，宋在沿边城镇设市易务，加强与诸蕃部族的联系。熙宁五年七月，武胜军正式纳入宋之版图，并设市易司。王安石说：“洮河东西，蕃汉集附，即武胜必为帅府。今日筑城，恐不当小，若以目前功多难成，城大难守，且为一切之计，亦宜勿隳旧城，审处地势，以待异时增广。城成之后，想当分置市易务，为蕃巡检，大作廨宇，募蕃汉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则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⑥古渭寨(熙宁五年五月升为通远军)“令坐贾量出息，以赊价入官”和武胜军(熙宁五年十月改为熙州)“募汉蕃有力人，假以官本”，意义相同，均是赊贷官钱给商人，收取利息。

熙宁五年，魏继宗建议实行市易法：“榷货务自近岁以来，钱货实多馀积，而典领之官但拘常制，不务以变易平均为事。宜假所积钱，别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以任其责，仍求良贾为之辅，使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馀息以给公上，则市物不至於腾踊，而开阁敛散之权不移於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国用以足矣。”⑦魏继宗建议以榷货务钱贯为本，募“通财之官”和“良贾”操作，而官收“余息”。于是，宋借鉴王韶的经验，首先在东京开封推行市易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一熙宁五年三月丙午条载：

诏日：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於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至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於京师置市易务。商旅物货滞於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随抵挡物多少，均分赊请，立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官详定以闻。

市易务经营过程大致如下：拨内藏库钱一百万贯、京东路钱八十七万贯，如不足，则以榷货务茶盐钞引等充市易本钱。市易务根据行户的需要，从客商收购物货，再赊贷给行户分销。行户以田宅金银等为抵押，从市易务赊贷钱款或物货，半年付息一分，一年二分，另纳相当于利息10％的市例钱。市例钱用于吏禄开支。逾期不能还本付息，每月加罚息钱2％。行户赊贷钱物的数量不得超过抵挡的价值，拖欠市易务本息不能偿还者，其抵挡产业(房屋、田产等)就要被籍没拍卖，一时卖不出去就先出租，以租抵欠。自籍家产日，与免罚息。拍卖收益超过所欠本息(包括罚息)的部分，退还给行户。

王安石说：“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辈，今以百万缗之钱，权物价之轻重，以通商而贳之，令民以岁人数万缗息。”⑧“贳”即出借、赊贷，将“官为收买”的物货以本钱的形式赊贷给商人，收取利息，平抑物价，是市易法的主要功能。知彭州吕陶言：“国家置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二分，须以一年为率。盖为今年支出官本一百万贯，至年终要见息钱二十万贯，即不是早买一百贯物，晚卖一百二十贯钱。”⑨市易务不是从商品交易中赚取差价赢利，而是以放贷方式获取利息。虽然市易务也从事商品买卖，收买“滞於民而不售”的客商物货，但都赊卖给了本地行户。表面上行户赊买的是物货，本质上赊贷了以物货为载体的市易本钱。

市易务吸收不少商人参与市易务，使这些商人具有市易务官吏的身份，他们对市易务的本息负有责任，关心市易务买卖物货的价格。如果行户从市易务赊买的物货不能以高于赊贷价格卖出，就不能获得利润。有的商品季节差价不大，“物价增减，难以定期，而一州、一县价所增减，相去亦必不甚远，则货或积而难售”，行户就有赔钱之虞，亏欠市易本息。市易务利用宋代科买物品时的时估上报制度，“每旬令一路州军估定物价，报提举司，提举司报辖下州，州下所属，榜募人出抵当或见钱”，赊买市易务物货，并了解“州县物价”，从地区差价中赚取利润。这样，“市易司收息至一分、至二分，令商人自卖，则官已收二分之息，而又有余利以资贩者。”⑩从市易务收入的计算方式和每年以所获本息考核官吏看出，官府是以一个放贷者的身份介入商品流通的。市易务“每岁收息钱二分，市易官以收息之多，岁岁被赏”⑾，追求的是赊贷利益。官收二分年息，令商人自卖，是市易务赢利的基本方式。

熙宁七年，“诏：‘杂买务近支借钱一千三百五十缗，依条有息钱三百缗以下，今年息收一千七百余缗，委根究市易务利害所根究施行。’其後乃云，此本息共收数也。”⑿杂买务是负责购买宫廷日常消费物品的机构，原隶内东门司，熙宁五年改隶提举市易务。市易务收息超过标准属违法，要追究原因和责任。杂买务放贷1350缗，按息钱和市例钱22％计，应收息297缗，杂买务多收了数十缗，应是罚息或牙利收入。

市易息钱和市例钱有固定比率，市易官吏为扩大政绩，重视征收“罚息”。市易法实施不久，就成立了“市易抵当所”，负责追讨本息，处理商户抵当事宜。随着欠款和罚息的增加，市易法包含的高利贷色彩越来越浓重。

熙宁七年，市易法推行仅二年，罚息问题就引起宋神宗的关注，要王安石调查“百姓为贷市易抵挡所钱，多没产及枷锢者”，“乃至无人可监守”⒀的情况是否属实。熙宁九年(1076)，“诏：都提举市易司，今日以前赊请过钱物，限外送纳本息已足，其罚钱并与免放。本息未足者，更展半年，足日准此。诸路诏到日以前见欠罚钱人户，亦准此。”⒁此后直到元祐元年(1086)市易法废罢，每年都颁布减免市易罚息的诏令。罚息一直是导致贷款民户破产的主要原因。

商户亏欠市易本息越来越多，无法收回，市易赊请法难以为继。元丰二年(1079)，“诏市易务罢立保赊钱法”⒂；三年，罢“赊请物货旧法”⒃。对官吏的考核不再以收息多少衡量，而以追收多少欠款为标准。元丰四年底，宋政府在开封“新旧城内外置四抵当所，委官专管勾”⒄，扩大了抵当所的规模。市易法的赊贷规模大大萎缩，高利贷功能却不断扩展。抵当所利用罚息和拍卖抵当的收入，发放高利贷，“许以金帛质当见钱，月息一分”。抵当所监官以市易务官兼，“以岁终得息多寡为赏格”⒅。一个月后，将抵当法“行之畿县”⒆，称为“畿邑抵当之法”。六年初，抵当法推广至京畿以外诸路，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各借钱十万缗，余路各借五万缗，充抵当本钱。”⒇七年，“诏：诸路提举常平司存留一半见钱，以二分为市易抵当。”[21]市易抵当法脱离了取息二分的轨道，年息120％，成了不折不扣的“倍称之息”。

宋神宗说：“朝廷市易法，本要平准百货，盖周官泉府之政。官失其职，一切赊贷，公私颇不便之。虽云有收息之数，名存实亡。今已改用金银、钞帛抵货(贷?)，最为善法。”[22]在“抵当之法”广为推行后，赊贷收息名存实亡，市易务沦为主营高利贷的机构。元祐元年(1086)，监察御史韩川上疏说：“臣伏以朝廷更市易之法，捐减所收息数，宿逋放释殆尽。自罢赊卖以来，实用钱物交易，日人不过三百千，收一分之息，月得九百千。又未必满一分也，虑货之陈积，但及五厘，足以免罚，则亦出之，月息才四百五十千。”在京市易务抵当所利息、罚息日入三百贯，月入9000贯，如全部放贷，月息一分，可收900贯。元丰八年，罢州府县镇市易务，在京市易务只有抵当所高额放贷的功能尚存，而“所收之息”不能支付吏禄“所费之半”。韩川“请于市易务监官监门内各留一员，及实用公人催纳欠负外，结绝见在物货，画日更不收买。”于是，“诏罢在京市易务”[23]，废除了市易法。

元禧之后，随着政局的变化，市易法时废时兴，但其通流物货、平准物价的功能已基本．废弃，高利取息的功效却倍受青睐。徽宗崇宁二年(1103)，“诏：府界诸县除万户及虽非万户而路居要紧去处，市易抵当已自设官置局外，其不及万户处、非冲要、并诸镇有监官却系商贩要会处，依元丰条例，并置市易抵当，就委监当官兼领。”[24]元丰时市易务抵当所主要设在州府，而崇宁时抵当所扩大至万户以下的县和设有监官的镇，只要是“商贩要会处”，均设抵当所。抵当所成为市易务的主要机构。

南宋初建炎二年(1128)，“罢在京及诸路市易务，以其钱输左藏库，惟抵当库仍旧。”[25]抵当库已与市易法分离而独立。绍兴五年(1135)，泗、楚、濠、庐、岳、潭州、寿春、建康府等地相继设市易务，“本钱十万缗已上，收息一倍，即与转一官，仍减二年磨勘。亏折元本钱者，展二年磨勘。每万缗收息钱三分已上，给五十千，官吏均给。折一分已上，仍与专副备偿，其余以是为差。”[26]六年，“诏：诸路常平司于管下客旅会聚州军权置市易务，候事平日罢。”[27]南宋市易务收息已不限20％，收息越多，奖赏越重。除发放高利贷外，还直接经营茶、盐等多种商品买卖，类似“回图贸易”，性质已与熙宁市易法大相径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