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上午施工队打来三次电话，从他们焦急的语气里，可以听出现场已经停工了。金先生似乎也很不高兴，他一再给我打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我只好告诉他下午，他问为什么上午不去，我说这要问赵总。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最后几乎是央求般地说：“你们快去吧，就这么点，还等什么下午，你知道施工队停一天工得多少费用吗？那都是钱哪，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这样耗下去，怎么得了？”他的急切是真挚的，可我什么办法也没有，孙书记不愿意打车去，我做为随从只能听他的。
好容易挨到下午，来了一位个头不高，小眼睛、小鼻子的司机，进屋就问，谁姓王？我说我是。他上下看了看我，仿佛不相信似的，说：“我奉上面的命令，今天下午听您调遣。”我没时间跟他闲扯，把车钥匙线他，一同去接孙书记。孙书记这几天，心情不大好，加上头有些痛，单位没什么事儿，也就不来了。当我去接他的时候，他正因为施工队不耐其烦地给他打电话而生气。当我来到他家楼下，几次拔通他家的电话都没有接，我只好下车去敲他家的门。他穿着睡衣从屋里出来，见我先一愣，接着马上明白了。
他看了一下表，犹豫了一会，决后还是决定去一趟。这车他就说：“这施工队也真是的，一个上午打无数次电话，就好像用电话能解决，我们不尽力。”他把抽剩下的烟头丢出车外，按上车窗，抬眼看那位司机。司机一言不发，也不看任何人，仿佛不认识似的。
我和孙书记心情都很急躁，在与施工队的交谈中得知，这基基础的位子在侧卫镇，属于那个村管我们并不知道。当初与侧卫镇朱镇长接触的时候，便提出过约见一下，他们的村级干部，可是朱镇长只想喝酒，没把我们的提意当回事儿。就这样，在毫无联系地情况下直接找人家恐怕不妥。孙书记有这个担心，我同时也在这么想，但我做好最坏打算，大不了多花几个钱，所以在临来之前，我在银行提了一部分现金，省得孙书记问我，没有准备。
果然，我走了半的路程的时候，孙书记拍了一下大腿：“我的天，忘了带钱了？”他回头看我，我笑了，他莫明其妙眨眨眼睛，“怎么办，回去取吧，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白扯？”
“带来了。”我拍了一下里怀说。
“真的。”他不大相信。
“你看！”我掏了两打钞票给他看。
“你小子还行，这几天有点长进。”他的赞许让我心里不舒服，好像我以前真的傻似的。
我们到侧卫镇，司机对路不孰，七转八拐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那个村子。孙书记这回没直接去现后是到了村，村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干靠了一会儿，司机说：“没准在现场呢？”这一句话提醒了他，他连忙给那个施工队打电话，接电话的、听口气是队长。他呼小叫地说：“你可来了，我的救星啊，快过来吧，都在这儿呢！……”我站在离孙书记半米远的地方，都能听见电话里乱糟糟的吵闹声。
我和孙书记不敢在有延误，立刻上了车，按照他说的路径很快来到一个农户的房后。车子再往前，过不去了，我和孙书记下来，绕过家房子，一大群人猛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孙书记站住了，他没有再往前走，只见面大约四五十米地方围着七八个人。一位年岁大一点的妇女，坐在高高堆起的土堆上嚎啕大哭，土堆的下面是刚刚挖好的基础坑。她那悲愤伤感的样子仿佛失去了挚爱，伤心加杂着绝望另她的情绪失控。由于太远，我们无法听清她嚎什么，但偶乐几句刺耳的叫骂，却能让我们分析出她是对施工队抱着强烈的不满。
她身边的一侧，站着一位年轻些的妇女，也许是她的女儿，也许是她的儿媳妇，挺着硕大的肚子，不住地嘶叫。她的手指点着土堆上的人们，刻薄尖酸的语言喷薄欲出，如旭日东升压住了所有人的心声。我已经分不清那是施工队的人，那是本地的农民了，他们混在一起穿着同样邋塌。
这时，有几个穿着相对体面一点的人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走到我们面前问道：“那位是孙书记？”他的目光在我们俩个人的脸上扫来扫去。
“我是。”孙书记平淡地说。
“你好，我是这个施工队的队长。”他伸出手来，与孙书记握了握，接着说，“我姓我何……”
“你好……”孙书记同时说道。跟他一起过来的几个，笑容可拘地看向孙书记，像似想打热乎，孙书记没有理他们。
何队侧过身子，叹了口气说：“你看怎么办吧，一块地三家争，村上也弄不明白怎么办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孙书记的话音还没落，只见不远的空地里，一位老人家，急急地奔跑着，那来回晃动的身躯，如同一只跳越的‘蹬羚’，只在下午和煦的阳光上闪了几下，便来到土堆上，破口大骂那对母女。那母女的气焰多少被这阵势压下一些，转而变得便加犀利了，那痛苦的哀嚎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眼前的影像把我们震呆了，一切都乱了套。
“你看了吧，”何队长说，“那位老太太和那位大肚子女人是一家的，那个老头是一家，这位……”他拉了下身的一个农民，“还有他家的。”
也不知道是何队长没说清楚，还是我理解能力差，我努力听着他的话，还是没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孙书记抿起嘴笑了，他也没听懂，于是说道：“你慢慢说……”
“是这么回事儿？”何队长甘脆蹲下来，顺手拣了一个草棍，在地上划了一个方形说，“这块地，是他家的。”他指了一下身边的人，那人点点头。“去年租给了那个老太太，今年收回了。而那个老头呢？在这次全村调整土地的之前，这块地里有他两根垄，调整后，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他家的地了。现在咱们征用了这块地，他们三家都想要这笔补偿款。”
我伸长了脖子，努力倾听，他说完了有一会儿，我才大致弄懂这块地，与他们三家的关系。何队长以为我们没听明白，还想进一步解释，被孙书记止住了。
“村长在不在？”他问了一句。
“那不……”何队长说，“那位穿大衣的就是。”
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人群里站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他披着一件灰色大衣，宁静而休闲的看着他的村民表演。
“你能不能把他叫来，我跟他淡一淡。”孙书记说。
“行。”何队长大叫一声，我把我孙书记吓了一跳。那个在人群里回过头来，见有人向他招手，便信步走来。
“您是村长吧？”孙书记抢先说。
“我是。”他点点头，俩个人的手握了一下马上松开。
“我们能上车谈吗？”
“行。”村长爽快地答应了。
来到车上，孙书记自我介绍一下，村长也做了介绍。孙书记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好？”他平静地等待他的回答。
“我没办法，镇里给的钱，三家都想要。”村长无奈地说。
“给他们分开行不？”孙书记问。
“不行。”他回答的很肯定，“这块地是老刘家的，少给人家一分肯定不干。”
“那其他家怎么办？”
“凭良心说，他们不应该要，”村长说道，“可是他们就赖在这儿，我也跟他们讲了几次了，可他们有他们理由。”
“什么理由，你说说看。”孙书记说。
“那个老太太说，去年她租了这块地，今年就被征用了，她也应该分得一些补偿。”
“这算理由吗？”孙书记感到好笑，却说不出别的来。
“怎么不算？人家说人家也种过呀？那就得给偿。”
孙书记把脸埋在手里，无奈地想了想，不觉嘲讽地说：“这不是无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