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从这个学期开始，我与奖学金再也无缘。专业课成绩单上时常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个C或者D。如果说这可能源自我的敏感，我总有发挥失常的可能，那么我假期打工却领不到钱就不那么好解释了。即便我只送了90份快餐，也会接到100份的投诉，抛去扣掉的工资，我领到手的钱不够我的交通费。那一个学期我借遍了周围能借的人，那一个学期的饭是我用尊严换来的。

我定期给婆婆汇款，给婆婆请保姆。我模仿夏婕的笔迹给婆婆写信，大三结束的那个署期，我还去婺源看了她。

我问老人家，您还认识我吗？婆婆说当然，你不就是娶我孙女的“载里”吗！婆婆的精力已经大不如前，可笑起来依旧很灿烂。她问夏婕好不好？我回答她夏婕很好，不用您操心，就是太忙了，忙得没时间回来看您。婆婆就拍着手开心，说是啊，越有出息的人越忙，我孙女有出息。

我没说我是回来给夏婕安葬的。

一年半之后，我再一次回到这里。那次是给婆婆安葬。老人是寿终正寝的，走的时候嘴角都挂着笑。按照夏婕的嘱托，我没有把她们葬在一起。直到去了另一个世界，婆婆依旧相信她的孙女嫁给了一个年轻的好“载里”，过享福的日子。

我把那本《马语者》连同那张素描再次送给夏婕。我明白了她话里的逻辑，她是说――烧给她。

从婺源回来的路上，我参透了一个事实。总结起来，夏婕的一生就是三个男人酿成的悲剧。第一个毁了他的童年，第二个误了她的青春。

我是第三个。我害了她的性命。

眼睛像被灼了一样刺痛。我不知道是被什么灼到的，在我回去的那两次，婺源的上空无不是飘了一层细密如丝的雨。这和我印象中那个油菜花开满上岗的阳光之地有着天壤的不同。在婺源汽车站，我没有再敢回望古镇，一眼都没有。天空浑浊，有如一钵清水冲散了留在笔尖上最后的墨色。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婺源，我不能接受婺源下雨，我受不了。

这两段安葬的记忆被我强制地抹去了。我从未当自己回到过婺源。

不知不觉间，我大四了。上铺的两个兄弟修完了所有课程，那两个败火的“嫂子”也开始妖娆起来。她们收拾得花枝招展，给他们买了雪白的衬衫和笔挺的西装，手拉着手穿梭于校内的各大双选会。他们双双找到心仪的学校，签了约，然后开始专心致志地躲毕业酒。

我仍旧像一条不同海域里的鱼，眼睁睁，看着这个陌生世界的欣欣向荣。

他们不再喊我“那个差了三分到北大的*”。差三分到北大这件事早已经被人遗忘了，而“*”作为喻体用到“我”这个本体上，简直恰如其分经久不衰，贴切到了让人不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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