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初，我奉命从乡镇党委书记的位置上调到县供销社任供销社主任兼党委书记，此时的供销社已经今非昔比，往日的辉煌已不在有，昔日的繁华已被历史的岁月所尘封，县社下属的四十多个基层社和社办企业大部分已经倒闭和面临倒闭，所有的职工已经下岗待岗和再就业，许多名存实亡的单位也只能靠租赁费来维持中层领导的基本生活费用，上亿元的银行贷款已成为呆账与死帐，只有几个还支撑着门面的基层社和企业还勉强地生存着，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难以维系的正常工作无法运转，职工们向单位讨要工资和生活费的人群在县社门口络绎不绝，吵闹怒骂人声鼎沸。“完了”人们说供销社已病入膏肓，虽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力挽狂澜。

前些年，银行停止了对供销社资金的注入，这吃惯了奶的孩子，突然断奶，造成整个系统的一片恐慌，为了挽救其全国供销社日益破败的局面，上级出台了供销社吸取社员股金的办法，来盘活资金，维护供销社的生存，当时的政策是社员入股，风险共担，可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而是采取了保息分红的办法，政策出台后由于高息拦蓄吸引了许多社会上的闲散资金，二年内达到近五千万元，因为利息太高，监管不严和经营不善，三年后使几千万发放下去的资金如石沉大海，有些企业把借贷的资金赔了个精光，上级发现问题后要来一个急刹车，停止吸收股金，化解股金风险，由于停止吸收新的资金，突然爆发了挤兑风险，当股民的股金不能如期兑付时，人们发生了恐慌，加上个别人的鼓动，一时间股金风波爆发了，供销社门口人海如潮，人们的吵嚷声中带着恶言与愤怒，整个供销社机关被股民围的水泄不通，工作人员无法进入上班，也无法下班，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许多日，虽有县里派人解决问题，仍无济于事，后来有些人为了减轻个人的损失，坐在我的家里不走，死缠硬磨，好言与威胁并用，并送钱与我，要我把他们的钱解决掉，一时闹的鸡犬不宁，单位不能上班，下班不能吃饭，晚上不能睡觉，无奈中，给县委进行了反映县委给了七十万以解燃眉之急，可是这七十万对四千多万来说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的问题，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股民闹一次，我给县委要七十万，要一次给政府要七十万，时间长了，县委政府认为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要求供销社清理财产还欠款，虽然供销社欠银行，欠股民，可外面欠供销社的也不少，县委宋书记派工作组清理了供销社的里争外欠，发现市供销社欠县社两笔贷款，一笔是农发资金中的棉花调拨款两千多万元，一笔是市社土产公司的连息带本的300多万元，宋书记要求通过法律手段向市社讨要欠款，我出于礼貌，向市社提出了讨债的要求，我认为我不能给上司和上级部门打官司，在中国，下级告上级，下级与上级打官司的事还没有先例，在讨要无果的情况下，县委宋书记要向法院提出起诉，我解释说市社主任王占元既是你的老乡又是你的朋友，与他打官司，别人会笑话我不懂事，没礼貌，宋书记说，这是公家是事，伤不了个人感情，要不，股民围你的门谁会管，我对这个决策非常犹豫，而党委组成工作组要法院立案，法院立案需要讨债单位的法人盖章，办公室里的人就在法律文书上加盖了公章和我个人的印章，于是，讨债进入法律程序，法院在三次追债无果的情况下，对市社土杂公司的法人进行了拘留，土杂公司经历一拘留触动了市社主任的神经，给我打电话时非常不客气，我说还不清楚此事，他说你不说话，法院会抓我的经理吗？他这样一说我火了，我也毫不客气的说“王主任，抓了你的经理，你心疼，股民围了我半年，我无法工作与休息，你一个安慰也没有，你一趟也不上我们单位来，你是无事似的，土杂经理是你的兵，我不是你的下级吗，你的态度咋这么鲜明呢，其中是否有什么秘密和猫腻？”说罢我把电话挂断了，市社王主任看我不买账，就组织一个酒摊，让他们的同乡朋友县委书记副书记参加，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法院放人，吃酒间，我又一次向市社王主任：“王主任，股民围了我三月，你没有感觉，土杂经理住了两夜你就坐不住了，看来你也是有偏向的，”我没有说过于刺激他的话，市社王主任立刻用温和的话语示意我不再说下去，当触及放人的主题时，需要我表态，我给了他面子，但也有分寸，做一个还款计划，放人，对方同意了，法院也放了人。

一年后，我们向国家银行申请的再贷款拨了下来，分配方案由市社实施，我们本来申请了一千六百万，有的县没有申请，可在分配时，市社给了四百万，没申请的却给了600万元，由于再贷款的发放，股金风险暂时得到缓解，从那个与上司打官司的事例中，我悟出一个道理，只要下级与上级打官司，下级给上级闹别扭，不管你有多少理由，不管你有多少正义，结论只有一个就是“输”。因为个人性格所致，在我给许多领导的共事中，输了半辈子，此时，也许会有人问“既然经常给领导上别，为啥当年还混了一个科级干部？”我说：“当年我进步的时候我傻，领导也傻”虽然我没有混好，我那时的领导也没有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