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上添花多曾见，雪中送炭有几何？世态炎凉，天下一般。周中华“功成名就”之后，好事便接踵而来。

《泰晤士报》头版头条报道：“鉴于周中华爵士在舰船制造上的重要贡献，经女王提议，皇家科学院特许，增选周中华爵士为本年度的荣誉外籍院士。”

看着这一天的报纸，周中华不由得轻轻叹气。被增加为“荣誉外籍院士”的喜讯并不能减少他此时的烦恼，正在与米切尔船厂的谈判让他颇为伤神。

接受封爵之后，周中华便与米切尔船厂开始了谈判，当然，也就是与托马斯爵士和梅尔森爵士两人谈判。

谈判内容便是，在中国合资开办煤矿、制铁、造船三大公司。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周中华酝酿了许久后提出的。当托马斯爵士和梅尔森爵士刚刚听到这个计划之时，一方面为周中华的雄心和胆略所震惊，另一方面则觉得这份计划无疑是天方夜谭。

没有十足的把握，真正的商人是不愿意把自己的金钱随便拿来打水漂的。尤其是像今时今日，中国仍有许多官员一句“大不了交学费”就敢“大干快上”；将纳税人的血汗作为个人政绩的牺牲，“视国家的金钱如粪土”。(至于说把这些“粪土”搬回家，自然又另当别论了。)这种事情，决不会在这些老奸巨滑的资本家身上发生。

因此谈判甚为艰巨。历时一个多月，周中华才使得两位爵士稍稍松口。两位爵士提出了一系列的苛刻条件，只有在周中华完全承诺之下，他们才考虑投资合办。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建立在对周中华的人格魅力和个人能力的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

条件大致如下：1、 周中华必须保证清政府完全同意开办这些合资公司。

2、 周中华必须保证负责处理，合资公司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与清政府的部门以及当地人民的一切关系、纠纷。

3、 周中华必须保证负责提供合资公司所需的矿产资源。

4、 周中华必须负责提供建造合资公司所需的码头、铁路及其它配套设施的便利条件。

5、 周中华必须保证负责提供足够的工人，并且薪水不得超过公司的工资标准。

6、 米切尔船厂作为合资公司唯一的外方资金，可以随时追加投入或撤资。

7、 周中华以其拥有的米切尔船厂百分之五的干股、苏伊士运河百分之一的股份、“蒸汽铁甲战舰”中的技术专利外加十万英镑的保证金来换取合资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五的股份。

8、 必须由周中华担任合资公司董事长，但米切尔船厂有对公司决策的否决权。

9、 必须由米切尔船厂代表任监事、会计二职。

10、 其它由公司议定需要由周中华处理的事务。

以上条件必须全部做到。其中第一至第四条履行后，合资公司正式开始运作。届时米切尔船厂才提供相应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人员。

看着这些条款，周中华真有一种“卖国”的感觉。然而再一想，这些条件和百余年后的“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也差不了多少。至少自己没有贱卖土地，虚假招商。话说回来，没有这些条件，人家凭什么把几百万的英镑扔到中国来？

周中华与米切尔船厂的合作协议备忘录就此签订。其时已经是1852年的10月，也是咸丰二年的九月。

这一日，周中华眺望东方，惆怅不已。远在异国他乡，国内局势又是如何？

自己已经在数封家信中向曾国藩表明，愿为“恩师”谋划，驱驰效力。如今曾国藩似乎即将出山，归期也许已然不远，再过不久应该就可以回国了。

自己回国后，能够履行备忘录上的条件吗？能够依仗曾国藩创造自己的事业吗？等待自己的是鲜花、成功，还是鲜血、失败？前程究竟如何？

至于周中华所翘首期盼的曾国藩，这时好不容易才在咸丰皇帝的心中改变了印象。

自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险些获罪之后，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又精进一层，激切进言之勇气大减，日趋圆滑谨慎。正是：与其忤逆龙鳞而犯险，不如逢迎拍马可升官。

话虽如此，然而对于官场的**，百姓的疾苦，曾国藩实难无动于衷。此后，曾国藩又先后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两封奏折，呼吁民情，为民请命。这两封奏折得到了咸丰的嘉许，诏旨曾国藩兼属刑部、吏部侍郎，又复重用。

咸丰二年六月，皇帝钦点曾国藩为江西乡试主考。曾国藩感激涕零，乃上折谢恩。感谢皇恩浩荡的同时，在折中加一附片，祈假省亲。咸丰皇帝自命孝义治天下，乃朱批俯允，恩准曾国藩与乡试结束后，赏其两月之假，回湖南长沙府湘乡县原籍省亲。

曾国藩既奉旨为江西乡试主考，乃于六月底离京赴任。行前将此一情况写信分告诸亲朋好友，也有一封信捎往海外之周中华。

曾国藩行至安徽太和县境内，忽接到家人报丧。却是老母江太夫人病故。曾国藩嚎啕痛哭一场，改服奔丧。一路风波，坎坷劳顿，与八月中旬始到家中。

到家不久，便值太平军鏖战长沙正酣之时。湖南境内警情频传，风声鹤唳。富豪之户纷纷离乡避难。曾国藩在家中丁忧守制，亦是朝夕惊扰，寝食难安。

（倘若此时太平军分出一路兵马轻袭湘乡，曾国藩只有束手待毙，历史或许又将不同。这种历史的分岔可能，便留待其他有兴趣的朋友慢慢YY。）

国内局势已然是风云突变。咸丰二年九月，太平军在长沙城下猛攻不已，誓为西王萧朝贵报仇。然而此战艰难无比。虽然湖南巡抚骆秉章已经因“预防不力”革职留任，新任巡抚张亮基亦是才具平庸，至于湖南提督鲍起豹更是请出城隍菩萨御敌防守。还好众官员精诚团结，更有张亮基府中新近入幕的湘阴举人左宗棠，参赞军务，谋划有方，指挥得当。赶来增援的江忠源所率楚勇也彪悍善战。长沙城乃顽强抵抗，婴城固守，太平军两月不克。

此时各处驰援之清军六七万人反将太平军包围，长沙城外，聚集了清廷大学一名、总督两名、巡抚提督各三名。官员大佬既多，指挥便不得协调统一。太平军于是撤围北上，兵锋直指湖北省会、九省通衢——武汉。清廷如此豪华阵容的包围圈竟未能堵截，各部观望怯战，任太平军从容而去。

咸丰皇帝对未能堵截“粤匪”流窜北上极为恼怒，诏谕：“赛尚阿视师无功，贻误封疆，褫职逮问，籍其家产。”又将湖广总督程矞采夺职问罪。任命两广总督徐广缙署理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火速派兵赴岳州（今岳阳）堵防。

咸丰二年十一月，钦天监报，日食忽现，天象示警。果不其然，太平军北上之后入如无人之境，旋破岳州。武汉城已是一日数惊。

清廷上谕急诏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徐广缙速速分兵防守武昌、汉阳、荆州。又复向荣提督衔，命其尾追痛剿。

“粤匪”如此猖獗，而朝廷空有八旗、绿营，养兵千日竟是不堪一击，兵力更是捉襟见肘，难以调度。想到这里，咸丰皇帝只觉恨恨不已。惟今之计，只有采纳团练之策，实行“全国皆兵”。

咸丰二年八月之时，便有上谕，命前刑部尚书陈孚恩为江西团练大臣，如今已颇有成效。于是此时再发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宜。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此后陆续又有旨意，任命前广西巡抚周天爵、工部侍郎吕贤基先后为安徽团练大臣。翰林院编修李鸿章亦随吕贤基回籍办差。至咸丰三年二月底止，乃敕各省绅士在籍办理团练，相继任命四批团练大臣，共计四十五人。

命曾国藩帮办团练的圣旨传到湖南之时，已经是咸丰二年的十二月。此时太平军锐不可挡，连克汉阳、武昌，声势大振，扩军迅速，已然号称拥有五十万之众。湖北巡抚常大淳战死于城中。武汉一失，举国震动。

咸丰言词切责督军大臣不筹全局，拥兵自卫。乃逮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徐广缙治罪。命张亮基署湖广总督。以叶名琛为两广总督，柏贵为广东巡抚。封向荣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

向荣奏报：“贼连陷武、汉，搭有浮桥，必须多备炮船，将桥焚毁，方可进剿。”须臾便得旨意：“刑部郎中卢应翔所带炮船，曾在长沙击贼，即迅赴军前。”自蓑衣渡、长沙城相继以火炮击毙“粤匪首酋”后，清廷已然日益重视火炮的利用。

新任湖广总督张亮基遣使将圣旨专程送至曾国藩老家，并附信一封。曾国藩拜接到圣旨之后，又阅读张亮基的来信，无非是：“……大人乃国之栋梁，皇上倚重，……亟望移驾长沙，主办团练，靖地方而安黎民……亮基也好朝夕听闻……。”

曾国藩反复计议，心中极为疑难，乃与家人商量。其四弟曾国荃、五弟曾国葆均一力赞同曾国藩出山。

曾国荃更是说道：“自粤匪围困长沙以来，湖南各处无不招募乡勇，抚境安民，以保一方。如今粤匪虽撤围北上，各省官兵系数追赶而去，故而省城空虚。为防粤匪突袭，亦为安定省城，罗山先生（罗泽南）及其弟子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等人，已经率领新近招募的乡勇近千人前往省城，协助江岷樵（江忠源）驻防长沙。本县之内，父亲也是乡绅团练局的总办。如今兄长乃是朝廷重臣，焉能袖手旁观，自当登高振臂，招募子弟，殳夷国难。此前我既以数次相劝兄长，兄长皆以未奉旨意，不可擅动。如今既有上谕，兄长如再不募勇练兵，只怕日后粤匪卷土重来，那时受害无穷，悔之晚矣。”

曾国藩皱眉答道：“沅甫（曾国荃）、季洪（曾国葆）你二人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办理团练之事，愚兄实有苦衷。”

曾国葆道：“大哥有何苦衷？”

曾国藩道：“一者，母亲刚刚亡故，如今尚未下葬，我还在丁忧守制之内。我素以克尽孝道为重，如果此时奉差办事，岂不有违孝义？二者，统兵临阵，练兵交锋，出生入死，岂是儿戏？愚兄一介书生，不谙军务，岂可草率？为今之计，我自当上奏推辞，请旨终制，守孝三年，届时再议开复，为朝廷尽忠。”

曾国荃、曾国葆极力劝说，曾国藩坚持己见，不改初衷。曾国藩乃修书一封，回复张亮基：“……母亲亡故而未葬，人子之孝当守制，此时焉可帮办公务？不独招致士林耻笑，予亦以此为耻，难以心安。……尚祈鉴谅，并代呈天听……”

数日之后，张亮基请与曾国藩有师门之宜的郭嵩焘再次赴曾国藩家中游说。

那郭嵩焘自长沙快马加鞭赶赴湘乡，但见曾国藩居处已历然在望，心中一喜，不由得马上加鞭。

正在此时，一匹健马从斜刺里穿出，如风如电，眼见便要与郭嵩焘撞在一起。马上之人急忙勒缰停马，连声喝止，两马相差不足数尺，这才停住。只吓得郭嵩焘一身冷汗。

那马上之人，年纪颇轻，似乎二十刚刚出头。此时亦是满脸汗水，虽文质彬彬，眉目之间，自有一股英气。这人见险些与郭嵩焘相撞，忙在马上起手作揖，说道：“在下一时鲁莽，险些冲撞先生。在下这里赔罪，还请先生包涵。”

郭嵩焘在马上余悸未消，抬手还礼道：“所幸阁下骑术高超，这才有惊无险。只是不知阁下如此急切赶路，所往何处？有何要事？”

那年轻人道：“在下奉命投书与此间曾国藩曾侍郎。家中有命，限定时日送到，因此赶路匆忙。还要请问，这曾侍郎府邸可是便在左近？”

郭嵩焘一听大为惊奇，问道：“却不知阁下奉何人所命，前来送信。”

那年轻人迟疑未答。郭嵩焘笑道：“阁下勿虑。在下姓郭命嵩焘，与曾侍郎有师门之宜。今奉湖广总督张大人之命，有紧急公务来寻曾侍郎。你既不识道路，可随我同行。”

那年轻人慌忙下马道：“原来先生便是郭筠仙。小弟乃是伍汉安，家兄武汉峰、伍汉骏，姐丈周中华都曾与兄长结拜。”说罢深施一礼。

郭嵩焘也忙下马，笑道：“原来你是伍家的老四，我与你兄长的信件之中时常提起到你。你却是为谁人送信？”

伍汉安道：“小弟乃是奉了家严之命，将姐丈周中华自海外写给曾侍郎的信件专程送来。”

这伍汉安乃是伍元文之四子。伍汉安两年前即已考中举人，后又赴京会考不第。现今暂在上海协助伍汉峰等，料理姐丈周中华从英国运回的诸般生产机械。

周中华在英国接到曾国藩的信件已经是**月份。周中华推算时日，此时已经接近曾国藩出山之时，于是急忙回复一封书信。信中一者提醒曾国藩不要忘了千里之外的这个门生，另外隐约谈论，“猜测”朝廷即将启用曾国藩，劝谏恩师适时出山。

周中华又给上海的岳父伍元文写来一封家信。两封信件约到十一月才到上海。在给伍元文的信中，周中华一再强调这封给曾国藩的书信必须尽快送到。伍元文打听到曾国藩在丁忧湘乡守制，于是命四子伍汉安日夜攒程，赶至湖南。

见郭嵩焘、伍汉安来到家中，曾国藩意外之极。此前在北京之时，伍汉安也曾为周中华捎带过信件，故而与曾国藩有数面之缘。

郭嵩焘暂时先不将自己的来意说出，只说多日未见恩师，今日特来拜访。

曾国藩见周中华万里之外犹有书信，喜不自胜，当即开拆阅看。

信中道：“恩师安康，兹分别以来，门生踈夜挂念。今恩师来信，言及将赴江西主持乡试。门生窃以为，粤匪之乱，不可轻觑。星星之火尚可以燎原，何况天父天兄之邪说鼓噪人心，其祸更甚。门生浅见，烽火刀兵之时，安可坐谈文章。恩师素孚声望，深荷圣心，名动朝野，何不自请旨意，兴一勤王之师。上可尽忠报国，下可守土安民。效汉晋之陈平王谢、唐明之裴度阳明，以书生之躯而成班、马之业，因时势而造英雄，何其壮哉。俟恩师有为之时，门生得为参赞亦有荣哉。万里之外，未识戎机，空谈迂腐，恩师钧鉴。”

郭嵩焘在旁将此信看得一清二楚，心中暗喜，这封信来得及时。

曾国籓看信后半晌不语，乃问计于郭嵩焘道：“我在家中久欲疏请终制，如今中华又有信来。筠仙在此，正好帮我参详。究竟该当如何？”

郭嵩焘言道：“中华便似未卜先知，这封书信岂不正合恩师目下之处境。如今朝廷既有旨意征召恩师出山兴办团练。今又有中华之金玉良言，恩师何不采纳？”

曾国藩沉默不语。郭嵩焘心中暗想，此时不乘热打铁更待何时，又道：“恩师素有澄清宇内之抱负，今何不乘此时势而图强自效。恩师如拘泥于守制古礼，则置皇上的浩荡天恩于何处？又何谈上报君恩？且墨绖从戎，亦是古制也。所谓尽忠即是尽孝，请恩师三思。”

曾国藩至此再无犹豫，乃下定决心，不日出山，帮办团练。

注意已决，曾国藩乃回信周中华：“……今大局糜烂，予决意不拘于古礼，能为朝廷尽此一分力，则当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又，似江岷樵者，既有赌博之嗜，复好流连勾栏。御史参革，岌岌危矣。然朝廷念其忠勇，重其才干，委以重任。蓑衣渡炮毙伪北王，长沙城力战拒粤匪，遂名声躁动，上达天听。今中华文武兼备，些许瑕疵，必不掩瑜。当此之时，朝廷求才若渴，不拘于用人之际，予当奏请中枢，法外开恩，破格任用。希中华即刻归国，以赤忱之心，为国驱驰，建功立业。方不负君上之恩，胸中之志。国藩殷殷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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