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据有关资料改写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向以“地丁”、“钱漕”、“盐课”、“关税”和其他杂税为其主要构成，其中的“地丁”是清政府对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这一种农业税是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通称地丁，亦称“摊丁入亩”。此项收入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最重要地位。在一般情况下，地丁约占财政总收入的七成，盐课、关税及其他杂税约占总收入的三成。

在号称“盛世”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政府的年度财政结余曾有七千余万两。但仅仅时隔二十 年之后，由于嘉庆元年（1796年）至嘉庆九年九月（1804年10月），清政府为镇压席卷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和河南等省广大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十年间，所耗军需饷银多达两亿两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虽曾有“和绅跌倒，嘉庆吃饱”的俗语，但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是上顿不接下顿了！

而由此时开始到道光时期，每年地丁所入已经是征不足额。到了道光朝中后期，又由于用兵，黄淮决口，以及天灾频繁等原因，使地丁收入数额屡屡减少。据清军机处档案记载，道光二十七年的征收额仅为预计额的八成，年财政收入的定额约为四千五百万两。

而云、贵、川、广、闽、甘等省，由于军费支出的急剧增加，导致各省财政对中央“欠解”地丁收入，成为道光朝中后期清政府财政收入的突出问题。据户部的统计，至道光二十八年全国各省累积欠解地丁等项共银近八百万两之多。这还不包括各省报请豁免的地丁等银共约三百万两。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已经进入“旧欠既已延宕，新欠又复踵增”、“岁入渐见减缩，岁出频年见增”、 结余渐见短绌的恶性循环。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同时也带来了对清朝社会经济的严重冲击。受战火直接波及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地区，城乡农民、手工业者“废时失业”，各地陷入“民穷财尽”的窘迫境地。在全国范围而言，则因清政府征调频繁，加重摊派勒捐，苛捐杂税倍增，以致民间怨愤纷起，“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仅战争赔款就被勒索白银两千多万两。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清政府的岁入为四千多万两，岁出与岁入两相抵销，仅有余款三十五万余两，为清王朝建立政权以来国库收支所从未出现过的景况。清政府已经接近破产边缘！

此后的几年，在岁入上似稍见转机，但国库的储备依然无所改善。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潘世恩向道光皇帝的一封密折中奏称：“现在银库实贮数目除已到未收银二十余万两外，……仅存银十二万三千九百余两，比较历年，甚形支绌。”向皇帝发出了严重警告。到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前夜，清政府的年度财政结余只有区区五十五万两！

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卓秉恬的另一封奏折中详细说道：“岁入之数应有四千四五百万两，岁出之数约需三千**百万两。按额核计，倒有盈余……以近今十数年计之，海疆、回疆及各处军务，东、南两河工用，南北各省灾务，统计例外用款，多至七千余万两，清查库亏九百余万两；而岁额所入，除豁免、缓征、积欠等款，前后牵算，每岁不过实入四千万两上下……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对于这种库储持续恶化，国库连年空虚的状况，军机阁臣惶惶不安，不禁发出哀叹“府库日虚，征求益急，当此之时，会计之司左支右绌，一筹莫展。”

而随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刚刚登基的新皇帝咸丰，面临着一个内外交困，国库空虚，难以维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