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1828-1897）苏州府长洲县人，祖籍苏州昆山甫里。

王韬的名、字、号极多。他初名王利宾，后改名王瀚，字濑今。此后因为上书太平天国，遭到清廷的追捕，遂改名为王韬，字仲韬，一字子潜（紫诠），晚号天南遁叟，等等，都是从“韬光养晦”一词所派生。

王韬天资聪明，其父乃是塾师，幼年时便阅读广博，十七岁时便考取秀才，入县学。少年得志，以至目空一切，谓科举不外如是，易如反掌，乃放言道：“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结果天不从人愿，次年乡试名落孙山。

此时他的性格偏于狂傲，在他给友人的书信之中，他曾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一击不中，遂薄功名而弗事。于是杜门息影，摒弃帖括（八股），肆力于经史……期以读书十年，然后出世而用。”从此不再参加科举！

此后王韬便开始沉湎酒色、追逐犬马、落拓不羁的生活。

1848年春，他到上海看望他父亲，慕名探访了他父亲此时工作的场所，英国伦敦基督教会在上海的印刷所，即墨海书馆。在那里，王韬认识了麦杜思，并亲眼看到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术：“车轴旋转如飞，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引起了他极大的惊奇。

次年王韬父亲过世，他便接受麦杜思邀请，到墨海书馆接他父亲的班，作文字修润工作。这一段工作，一直持续到1861年墨海书馆结束为止。

这段时间一直被公认为是王韬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时期。胡适因此而称他为近代译书事业“一个重要的先锋”。其实是一种误解。

王韬在墨海书馆13年间，主要活动是修改、润饰宗教小册子。而事实上，对基督教，不论新教、旧教，王韬都持否定态度。所以他并不满意在墨海书馆的这份工作。

在王韬的一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此时的思想流露：“饮食嗜欲固不相通，动作语言尤所当慎。每日辨色以兴，竟晷而散。几于劳同负贩，贱等赁舂……文字之间尤为冰炭。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投之溷厕。”

王韬对这段时间所从事的工作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试问又怎么会用心！他曾经在翻译《圣经》时，一面做着如此“高尚而神圣”的工作，一面仍然过着放荡荒淫的生活，纵酒近色赌博吸鸦片。

他甚至说道：“译书者彼主其意，我徒涂饰词句耳。其悖与否，固于我无涉也。且文士之为彼用者，何尝肯尽其心力，不过信手涂抹，其理之顺逆，词之鄙晦皆不任咎也。”可见王韬当时笔述并非尽心尽力，虽然也翻译出版了《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等书，但究竟有多大贡献很难评说。

作为名土王韬未尝没有兼济天下的抱负，他也曾给地方官上条陈献策，碰壁后竟威胁人家“将来邑志中载其秽迹，定不曲笔相宥”。

太平军将要攻至上海，王韬曾为友人筹划最佳的殉国地点和方式，这种名士自风流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且云间城陷，仓促自殉，人以为避贼不及而然耳，何如在此间从容就义之为更美乎？”

王韬经历的变化是从1861年冬开始的。是年他回到被太平军占领的家乡后，以“黄畹”这个假名向太平天国当政者提出建议，出谋划策。戏剧性的是，给太平军的献策书竟然与此前他向清廷所进的策略如此相同，仅仅称呼换了而已。

不了这些文稿被清军缴获，随即认定是王韬所写而予以追拿缉捕。

王韬只好逃到上海，又依靠英国领事的帮助逃亡到香港，并改名为王韬。

长期流亡在外，浓浓的乡思乡愁，王韬迫切希望能回到故乡。在他的文稿中，并不否认自己向太平军上书的行为，但她为自己辩解说，那只是一个策略，希望清朝政府能理解并允许他返回故乡。这份请求遭到了拒绝！

在香港期间，王韬受雇于同属英国伦敦会的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

理雅各此人对中国文化甚有所研究，正着手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亟需要一位于儒家经典有一定水平的合译者，王韬正好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在此期间他相继完成了《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竹书记年》等古籍的英译工作。1867年理雅各回国探亲，受其邀请，王韬远赴英国，继续二人的合作。

王韬在英国为时两年多，译作《易经》，并曾经在牛津演讲。回香港途中又取道埃及、法国等国家，广泛的接触了西方文化。他是我国近代史第一个以私人身份去欧洲的知识分子。后来还曾经去过曰本。

这前后两次“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他已经被西方思想所深深的熏陶，完成了由一个封建制度下的读书人到一个有着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转变。

1870年王韬随理雅各返回香港，1873年理雅各受牛津大学聘请回英国，王韬也结束了受雇于人的生活。

此后，王韬和友人黄胜等集资办了中华印务总局，筹办《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在1873年月10月30日正式创刊。王韬的欧洲之行使他见闻广博，对于中国为何会遭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王韬乃利用报纸和舆论的作用，在《循环日报》大量发表他的见解。后人评说该报当时言论：“多出于王氏手笔，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

1883年王韬辑录自己文字成《韬园文录外编》12卷，其中大半是在《循环日报》的论说。他谈论国是，臧否人物，主张变法；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条分缕析进行预测，极有见地。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算得上是变法维新的先驱者。

在1894年甲午海战一败涂地后，国人中才有一部份人猛醒必须维新变革，而王韬早在1873-1883年间即已提出这种观点。

具体而言，对于科学技术，他指出不仅是制器，还有一个用器者的问题，即“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

王韬向国人详细介绍了西方的三种政体：君主国，民主国，君主立宪国；而极为赞赏君主立宪！

他主张改变养士和取士之法，简化律法以革新吏治，改练兵之法以壁垒一新。这些基本上是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变法的总纲。康梁宣传中增加的是主张广译西方书报，而这也是王韬早已做过的。

交流是文化进步的重要手段，而从观念形态上了解西方，对新文化建设更显重要。而这项工作正是从王韬开始的。

王韬在创办《循环日报》之前，还曾担任香港《中外新报》主笔。当时正值法国向普鲁士开战，他主持报纸介绍普法战争。1873年汇辑增补成《普法战纪》14卷。将外国的一次战争，来龙去脉、背景过程，叙述得如此清楚，乃是中文书刊中第一本。该书深受曰本知识分子推崇，评价极高。1879年，曰本知识界邀请王韬游览曰本。他在曰本认识了驻日使节黄遵宪，并读到他的《曰本杂事诗》诗稿。《曰本杂事诗》共154首短诗，从曰本历史以及风俗，以至当时的维新，每首诵一事。中日交通虽有千多年历史，但曰本了解中国的多，中国了解曰本极少。黄遵宪是第一个对曰本研究的人。王韬展阅《杂事诗》读未终篇，击节者再，请求带回香港出版。

王韬自主持《循环日报》言论，有识之士多受影响，声誉日上。郑观应受他影响，著有政论短文，汇辑名《易言》，“未敢出以示人”。1879年春托友人请王韬批评，“不料竟为付梓”。郑观应后来又有所增补，即《盛世危言》。

《曰本杂事诗》和《易言》，包括《盛世危言》，出版后被人广泛认知，多次翻印，甲午战争后迅速成为最受人欢迎的读物，为维新变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思想武器。

1887年，王韬年满60岁，在李鸿章的默许和谅解下，允许他回到上海。次年，他开设韬园书局，以木活字印书，也有一些交由美华印书馆铅印，仍然从事西方文化的介绍工作。

1893年，孙中山曾拜见王韬，王亲笔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

由于学贯中西，王韬晚年的学术研究总是多以西学为参照尺度，反观中国文化。王韬对自己传奇的一生总结为：“少为才子，壮为名土，晚年当为魁儒硕彦。”。

1897年，王韬去世，死后第二年，清廷宣布变法。

纵观此人一生，虽以名士自居，但于政治却有莫大的兴趣。从他向清廷和太平军分别上言献策来看，分明隐藏着政治上的抱负和野心！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良医不可为，著书传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个有着如此骄人的学说著述业绩之人，在政治角度看，也许只是一个志大才疏的空谈者！

如果，他真的走上了政途呢？

周中华的海外流亡经历，与王韬不谋而合，相似太多，然而这绝不是猫儿借鉴，实在是巧合而已！（英雄所见略同！）

小说中，王韬出场时便使用了“王韬”这个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名字。猫儿曾经靠略再三，究竟如何称谓其人。后来想起，唐浩明先生在其大作《曾国藩》中，亦称其人为王韬，晚生后辈，昧学前贤，也便让王韬提前改名！些许小处，不必过于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