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接到朝廷任命为团练大臣以来，这“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重任”便如同孙悟空的紧箍咒，牢牢的套在曾国藩头上。既然已经确定奉诏帮办，那他也只好拜别娘亲的棺椁，挥泪辞行，赶赴长沙。
曾国藩也不是一个人上长沙，此时已经多了几名助手。想想这几名助手，曾国藩还颇为满意。
一个是奉张亮基所请前来游说的郭嵩焘，已然表示，愿意追随自己帮办事务，赞襄与谋。而那个奉了父命，日夜兼程将周中华的信函送来的年轻举人伍汉安，居然也说姐夫曾经嘱咐他到自己帐下听用，也愿意跟随效命。
郭嵩焘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早已相熟，其人文才韬略，可堪重用。而这伍汉安，虽然年纪轻轻，然而亦颇具干才，假以时日，必可造就。
当然，还得有自己的基本队伍。于是，途经湘乡县城时，理所当然地便将罗润南、刘蓉及其招募的一千多练勇“收编”，归为麾下，成为自己的嫡系部队。
咸丰二年的年底，曾国藩便率领着这一支“书生部队”，开进了湖南省会长沙。
一进长沙，曾国藩顿觉形势大为不妙，甚至是危机四伏。
自太平军放弃长沙，转战湖北、浮江而下。湖南的原有驻军几乎全部被钦差大臣向荣调遣，尾追太平军而去。此时长沙城中，连老弱病残统统算上，加上自己带来的这支部队，不过区区三四千人。兵力之空虚令人恐惧，不要说守卫湖南，便是仅仅长沙一城，也难以防御。
倘若太平军此时忽然挥师湖南，攻打长沙，根本无力防守。便是湖南境内，剿灭会匪、乱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形势逼人，曾国藩不敢大意，连夜与督抚张亮基商议方略。针对湖南的情况，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是迅速召集长沙周围各地的零星部队，全部进入长沙，协同防守。兵力既然空虚，分兵把守便无意义。干脆集中防御，胜过分散薄弱。
二是兴办团练，募勇训练。
这第一条，张亮基没有意见；这第二条，却有麻烦。
清朝兵制，八旗与绿营为正规部队，由国家统一调度，地方不得自建武装。这也是防范汉人，避免出现地方武装割据。然而自洪秀全起事，朝廷兵兴以来，兵力显见不足。其实并不是人数不足，而是战斗力严重不足。“粤匪”以一当十，甚至当百。而官兵能以十当一就谢天谢地了。此消而彼长，兵力便捉襟见肘，无法调度。
无奈之下，朝廷才允许各地兴办团练，以补充不足。
只是，这团练也不是正规部队。其职责仅是保卫乡里，搜捕匪患。而经费来源，一概由乡民自筹，朝廷概不过问。
打个比方，就像现在组织联防队，财政局不发工资，让你自筹。
怎么自筹？收保护费！
乡民既要出力，充当乡勇；又要掏钱，交保护费。这种政策之下，便是两个结果，一是粮饷不足，二者战斗力极差。
倘若一视同仁，倒也罢了。只是这团练当中，往往由乡绅大户勾结把持，有钱人不一定出钱，没钱的穷人是必定要交钱。如此劳民伤财，便有变故。
湘西境内，民风素来剽悍，百姓不满至极，便揭竿而起，或自立山头，占山为寇；或投奔太平军，彻底与朝廷对抗。
如此一来，办理团练竟成了一件颇有“风险”之事，稍有差池，激起民变，这个责任，谁来担当？朝廷虽有兴办团练的旨意，地方上也只是敷衍了事，不甚当真。
所以当曾国藩提出兴办团练、募勇训练之时，张亮基颇觉为难。然而又不好拒绝，曾国藩毕竟是朝廷任命的“团练大臣”。自己请他来，本意是多个“责任人”，万一有事，也好多个垫背的。无非是将他当作一个 “牌位”，谁知他真的要显灵？
张亮基咳嗽一声，皮笑肉不笑的说道：“涤生尚不知此中之详情。近来各地虽奉命‘团练’，但实则都已不甚谈此二字。”
曾国藩问道：“却是为何？”
张亮基的幕僚左宗棠代为作答，道：“一者团练拼凑而已，训练不足，一遇粤匪，逃跑尚唯恐不及，安能螳臂当车？二来如果操办不得法，委任不得人，倘有人乘机搜刮民财，讹诈贪索，勒逼乡民，则无异于火上浇油，以致民变。未见其功，先蒙其害，而蔽重于山，良可深虑也。”
曾国藩哦了一声，沉思不语。
郭嵩焘在旁说道：“如此一来，团练岂非成了虚言？”
张亮基笑而不答。
曾国藩沉吟良久，缓缓说道：“明公经略湘省，自必有方。涤生虽曾署理过兵部左堂，却未曾亲历兵事，且又素来怯懦谨慎，倘有迂腐不实之议，还请明公见谅。”
张亮基忙说道：“涤生说哪里话来，你我同朝为官，如今共担重任，自当同心协力。涤生乃皇上倚重的湘乡英才，见识卓绝，必有良策。”
曾国藩说道：“涤生所谓之团练，与他处不同。予在湘乡及赴省城途中，便已思之良久，于各省兴办团练之法，一一详察。予以为团练之二字当分开来看。”
张亮基道：“愿闻其详。”左宗棠也认真倾听。
曾国藩道：“团练二字，分开来说。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搜检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制械选丁，建师制旗，整顿训练。团者，不敛银钱，不发口粮，因事而具，无事则各安本分。练者，必立营哨，必发口粮，可防本省，可剿外省，与官勇一体。四乡各镇，皆为保甲之团。而于省城之内，建一大团，认真操练。其人数宁精勿滥，所谓兵贵精而不贵多也。如此则可有一支精悍之军可以堪用，而无骚扰地方、激起民变之虞。”
曾国藩这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盘算多日的“团练”计划，只听得张亮基瞠目结舌，左宗棠暗暗佩服，郭嵩焘洋洋得意。
依照曾国藩的计划，这“团练”二字完全成了一个空头，其实乃是另起炉灶。他这哪里是团练，分明是借团练之名，建一支新军。
众人都听出了其中关键，而此中厉害，便是朝廷会否因此而有防范之心？
张亮基不敢表态，于是说道：“涤生此议，实乃开团练之新局面。此中利弊，亮基驽钝，不敢妄议。不若涤生将此谋划上奏朝廷，以待示下。”
这一招太极拳，将曾国藩的建议轻轻推开，让他自己去征询朝廷。朝廷如果不同意，与己无关。如果同意，自然日后也少不了自己的功劳。
曾国藩道：“涤生原本就有此意。”
于是曾国藩与郭嵩焘、罗润南、刘蓉、伍汉安等再次计议，于数日后向朝廷呈上一封奏折《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在这封奏折中，曾国藩道：“……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先向朝廷极言创办团练之难，然后笔锋一转，曾国藩着重提除出了：“……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的建议。他这一招瞒天过海果然有效，不久皇帝即批复“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至此，曾国藩乃以罗润南在湘乡所募千多人的练勇为基础、骨干，开始招募湘勇，组建军队。史称“湘军”。而这位丁忧在籍正二品官衔的前侍郎、“奉旨帮办团练事务”的曾国藩，从此也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这也是近代军阀割据的老祖宗）
曾国藩将罗润南在湘乡所募的这一千多个人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统带，此时这支军队的日常训练、粮饷供应和调遣分派等操作大权都已经被曾国藩掌控与手中。
曾国藩将这一千多人屯在长沙城中，每日操演，闲暇无事之时，便视察省城民风。
这一视察，让他大吃一惊。
湖南自太平军转战之后，百姓无不望风跟随，人心浮动，“乱党”丛生。尤其是各种名目的会党，纷纷活动，酝酿起事，呼应太平军。
这些情况曾国藩此前已略知一二，原以为只在偏远乡镇，才有此不法行径。孰料不然，在这省会长沙，竟然也是无序混乱，“奸小作恶”。会党、盗贼、地痞、逃兵比比皆是，骚扰肇事，甚嚣尘上，一片乌烟瘴气。而地方官府明知此情，却欺软怕硬，莫敢过问。深恐激成大变，引火烧身。甚至为之掩饰，意图苟安于一时。 ，这还了得。曾国藩“义愤填膺”，不把这种嚣张的气焰打下来，百姓如何安居乐业，湘军又怎能后顾无忧。
地方官府既然已经无济于事，那就不再指望。曾国藩决意，请旨朝廷，堪问此事，“打黑除恶”。
“奏为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恭折奏闻……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酿成目今之巨寇……嚣然而不靖，……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粤匪、土匪之肆行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惩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遇有行迹可疑，曾经劫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臣寓馆设审案局……伏乞圣鉴。谨奏。”誊写好这份《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曾国藩松了一口气，命人立即呈送朝廷。
有这样勤于王事、积极用命的官员，咸丰皇帝也颇为满意，自然支持，御笔朱批：“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诛净尽。”
不久之后，位于巡抚衙门之侧新设的湖南省团练衙门，又多挂了一块牌子，“湖南审案局”，专司查案办案。曾国藩只注意了快意忠诚，却忽略了他这一番行为，恰恰犯了官场大忌。
湖南本有一套官僚系统，审案、办差，自有藩台、臬台等有司衙门。历古以来，“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上下的官员，各级的文吏，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案子吃案子。您老倒好，把案子都拿去了，全省上下，吃什么呀？这长沙城中顿时一片哗然，骂声如浪。就连郭嵩焘也婉转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劝其不可过于越俎代庖。重新就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更是不以为然，暗中制肘，变着法儿想给曾国藩穿小鞋。如果不是因为曾国藩有皇帝的朱批这把尚方宝剑，早就把他丢到洞庭湖里喂鱼去了。
这些还只是官场中的狗咬狗，对于百姓来说，居然也是恨曾国藩入骨。
其原因便在于奏折之中“严刑峻法，痛加诛戮”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可是大大不得了，血腥味重的不得了。
“湖南审案局”的办案风格是从重、从快、从严，秉承曾国藩的“乱世当用重典”之训，包揽治安、刑事、匪患等大小案件。但凡被逮到的倒霉鬼，只有三种处理办法：“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
审案局弃正常办案程序于不顾，而搜捕范围之广，就连官员也难以逃脱。“有上言胥吏贪恣，辄捕治斩之” 。
曾国藩办的案子，谁讲情也没有用，一旦被逮捕，基本上就完蛋。“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屠戮之凶残，骇人听闻。而后世常用之“就地正法”，即出自于此。
可以说，这完全是无视人权、法权，不问青红皂白，罔顾无辜性命，宁可错杀，决不放过。长沙城里不乏屈死冤魂的哀号之声。曾剃头之名，从此传开。
曾国藩如此卖力，不惜有损阴骘，残酷杀戮，终于杀出一个群相慑服、鲜血淋漓的“优良治安”环境。然而也使得他在湖南官场成为千夫所指、孤家寡人，就连郭嵩焘也略有烦言。
曾国藩感慨万千，自己除了要训练湘军，积极备战，还要面对这些两面三刀，敷衍颟顸的官员，甚而还要防备他们暗放冷箭。曾国藩只觉得独木难支，力不从心。
唉，此时若有周中华、李鸿章等得意门生在此，师生齐心，同创大业，庶可无忧也。
而此时周中华还在海上兼程，尚未抵达香港。
至于李鸿章，这会儿的境遇也比曾国藩好不了多少，甚而远远不及。
李鸿章自与周中华北京分别之后，到了道光三十年时（1850年）庶常院散馆，又经考试，由庶吉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时年方二十七岁，任职正七品。（芝麻官）
不久郭嵩焘又因丁忧，回乡守制。李鸿章每日除了到庭院肃穆的翰林院办事应差，便是与李显章、李荣章、林仁杰等结拜兄弟把酒言欢，畅谈阔论。不时还将国中事务，写信捎给海外的周中华。悠闲惬意之时，也不免幻想如何由侍讲、侍读一路升官，乃至入值南书房，侍奉皇帝，青云直上。
然而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不久便被打破。“粤匪”作乱，这一场动乱之火烧的极快，不消多时，居然连武汉也被叛匪攻破。朝廷慌了手脚，四处调兵遣将。就连自己丁忧在籍的恩师曾国藩，也被任命为团练大臣，参与军事。
到了咸丰二年正月，九江失守，安庆危急之时，咸丰皇帝又急命安徽籍工部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会同安徽巡抚蒋文庆办理防御剿匪事宜。
这吕贤基枉为已经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却十分害怕这用兵之事。这也难怪，他本是个太平安乐官，安享富贵还可以，真刀真枪的带兵打仗，真算得上是要了他的老命。想到前线战火纷飞，不知多少的方面大员、巡抚、将军都命丧战场，即便逃跑及时，捡回性命，也被朝廷严厉处分，甚至拉倒菜市口咔嚓。本当上奏请辞，可是想到皇帝那急红了的眼神，吕贤基便吓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吕贤基想来想去，竟没了主意，这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此时只恨自己的爹娘，为什么不是直隶、陕西、或者山西人，这么倒霉，非要是个安徽人。有人劝其，事既如此，不如找来几个有勇有谋，善于韬略之人，帮扶办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吕贤基只得接纳此计。于是在京城中打听，果然有一个人选，乃是同为安徽籍的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听人介绍，李鸿章此人虽然是个翰林，而且年纪尚轻，可是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有胆有谋，颇具才干。吕贤基于是连忙亲自拜访，做足了礼贤下士的模样，恭敬至诚，邀请李鸿章同往安徽。
这一下却让李鸿章为难起来。
自朝廷委任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后，李鸿章就曾与李显章、李荣章、林仁杰等商议，认为此时国家有难，正可建功立业。尤其是李鸿章、李显章、李荣章三人都有投奔曾国藩，书生从戎之意。后因 “粤匪”大战于长沙，旋即武汉、安庆等地相继失守。这远赴湖南之路，都有太平军在争战，一时不便成行。于是李鸿章等暂在京师等待时机。
不料此时吕贤基亲来拜访，请其出山，相助办理团练。其人礼贤下士，谦和恭敬，颇有刘备三顾茅庐之意。李鸿章倒也有些心动，只是暂未作答。
这一日，李鸿章约了李显章、李荣章、林仁杰等商量，说明自己有意随吕贤基赴安徽，并邀诸人同去。
李显章道：“非是小弟不愿跟随兄长，只是表兄伍汉峰数日前来信，说周中华已经由海外归来，不日将抵上海。中华还在信中约我等届时相会于上海，共议大事。中华素来深谋远见，我等不如翌日前往上海，与中华商议后再定。”
李荣章听完之后，也立刻表明，只愿投曾国藩而去，不愿追随吕贤基。李荣章道：“小弟曾听人说，这吕部堂是有名的糊涂官，跟随于他，岂不是明珠暗投。”
李鸿章道：“贤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鸿章本也曾想回绝吕大人，投奔恩师。不过恩师素孚名望，麾下必定不乏英才杰俊。鸿章若去，又怎能显得出我的手段和才干，未必可建奇功。吕大人虽然是碌碌之人，但此人礼贤下士，虚怀若谷，鸿章此去必定言听计从，未尝不可开创一番事业。至于中华，此时还未回到上海，所谓瞬息万变，岂可坐等？三位贤弟大可持疑观望，待鸿章先去打个头站，如能尽展抱负，你们再来会合。三位贤弟意下如何？”
那林仁杰听到此处，说道：“两位兄长、九弟，小弟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李鸿章道：“贤弟有话但讲无妨。”
林仁杰道：“小弟以为，如今天下群雄纷争，大清气数已尽。我辈男儿身为汉嗣苗裔，何苦再为了满洲人拚死效力？所谓乱世出英雄，自当借此良机推翻满清，恢复我炎汉江山，闯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必能名彪史册、千古流芳。”
这一番话只说得李鸿章等人大惊失色，李鸿章厉声言道：“所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鸿章只可作忠臣孽子，岂能效黄巢之叛，贤弟之言大谬不然，休得再提。”
那林仁杰遂不争辩，说道：“如此小弟祝少荃兄此去大展宏图，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