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作为领导的，就必须要有大眼光和大局意识，有些事情也许你可以帮助属下代办，但一干具体细务还是尽量放手为好，不然要属下何用？卓越的领导应该用心地抓住那些大的方面，这样也可以让属下更好地执行。出色的领导力，再加上不凡的执行力，事业也就算是已成功大半了。

话说至正十九年的正月，不免有些春风得意的朱老大亲自写了一副春联，贴在了行中书省的大门上，其文道：“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

“六龙”之言源出《易经》，不太好理解；“五虎”则是将自己比为刘备麾下的“五虎上将”。这副联主要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论官职，朱同志就是大宋的丞相级别，可以代表皇帝任官发令；论军职，自己则是上将级别，可以便宜征讨杀伐。

其实，从这副对联中就不难看出当时朱同志与小明王政权的主从关系，虽然后来明朝在修史时总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不过，在“缓称王”的韬光养晦之余，他还是难免有些不甘寂寞之意――这也才是大英雄的本色流露。

至正十九年五月，小明王又提升朱老大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也就是在这年八月，元军攻陷了汴梁，刘福通等人不得不带着小明王转移到了安丰。

当时，宁越地区既已安定下来，朱老大自然还想着进一步拿下浙东“未下诸郡”，为了让事情更加顺利，于是他便召集诸将来了一次长篇训话。

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大伙道：“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攻克城池虽然少不了武力，但是安定人心必然要依靠仁义。咱队伍入应天之时，秋毫无犯，所以才能一举让应天安定下来。最近咱们又攻克了婺州，老百姓又重获生机，此时正是抚恤他们的时候，这样老百姓才乐于归附咱们！而那些还没有拿下的郡县，百姓也一定会先闻风而归附咱们……咱每每听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心下则喜不自胜。这行军打仗，就好比烈火一般，人人都惟恐必之不及。这就像鸟不到猛禽的林子中去会聚，野兽不去钻猎人布下的罗网，而老百姓必然会向往那宽厚之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妄杀百姓其实也就等于自杀，试想水都没了，鱼儿又何以自存。另外，为什么朱老大能自觉地讲出这样一番体恤百姓、爱护百姓的话来呢，因为他不像杨广、李世民等人是贵族（富二代）出身，他是从社会的最底层、从那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人中一步步爬上来的，所以他知道老百姓真正渴望什么。

接着，他又向诸将们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凡为将的人，能够以不杀人为追求，这不单是国家的幸事，也是你自家的福祉！你家的子孙必会昌盛，这全是仰仗着你的余泽啊。因此说，你等若用心记下咱今日的话，则事不难就，大功可成矣。”

当然，朱老大的这番话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在战争中往往很难避免屠杀现象，除了一定的报复、威慑目的，这也多是抢掠的一种形式，“杀人越货”更干脆些嘛。虽然有严明的军纪在那里，但刀兵混乱之际，少不得就会有将士浑水摸鱼。或者是杀得性起，一时无法收敛。

老大的话也不是谁都听的，朱家军的将领毕竟多是粗人。再比如像刘秀手下的猛将吴汉，由于刘秀一向驭下宽厚，尽管他曾多次规戒吴汉少杀无辜，可是对方偏不听，结果几次都惹出了大麻烦。

这一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对于广大将士们的爱护之心，只能体现在对于他们平时的高标准、严要求上，创建出优秀健康、积极向上的军队文化（企业文化）比什么都重要。

朱老大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此其所以无成也。”

有约束才有管理，才能出效率。真正的管理不是人管人，而是让制度管人，谁也不能例外。不仅要让自己管好自己，更要受制度的严格约束。不过这对于人治重于法治的古代社会，好象有点理想化了。

不久传来消息说，平章邵荣在余杭（杭州西北不远处）附近大破张士诚部，兵锋已直指杭州。

朱家军近来在浙江的一举一动自然令盘踞浙东沿海的方国珍无不看在眼中，当朱老大的使者蔡元刚到达庆元后，老方自知和人家姓朱的不是一个级别的人物，于是便跟一干手下打算道：“而今元运将终，豪杰并起，遍观诸强，似乎惟有那江东姓朱的号令严明，所向无敌……如今他部又已东下婺州，细较起来，咱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况且与咱关系不睦者也不是少数，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不如就暂且表示顺从了他姓朱的，籍为声援，以观其变。”众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