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开雾散，但阳光还不是很透，英子来到工作室对舟麟说：“我们今天要读的可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理论。他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学习匈亚利的模式，后又提出“人道社会主义”。转而寻求北欧、瑞典模式，1989年东欧国家风波骤起，戈氏等大受启发，认为要“向西方看齐。”倡导的是西欧**思想，标榜“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新思维”。1990年在戈氏集团的导引下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前苏联社会达到**。”

舟麟说：“戈氏的改革理论主要有哪些呢？戈氏及其智囊团，对他的改革新思维进行了“理论包装”，其实质是从西方经济学、政治哲学、文化、道德哲学中，改头换面接受过来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有经济学的“自治理论”或自由市场理论；法学界的“法治国家”理论；社会学的“人的因素”概念或“人学理论”。戈氏原想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公开、民主”，矛头直指领导管理机构这些阻挡改革的官僚机器，为经济改革、“完善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以政治改革当先，带领经济改革（1988年6月前苏共19次全国代表会议）实现他的新思维，至1989年，前苏联人民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好像全社会都溶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激情与亢奋，使人们一时忘却了货架变空、腹生饥饿与冬天的严寒――这才是对人们最大的威胁。当人们稍后清醒过来才知道，对于戈尔巴乔夫而言，不过是得到事与愿违的“引火烧身”，而广大人民群众却丧失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我们来读第五节：”

在莫斯科人西餐厅，灰鸽他们认为戈先生为人坦率，有教养，有风度，彬彬有礼，谈吐轻松自如而且富有幽默感，都愿意与戈先生继续访谈，灰鸽又拿出一百元加了一个钟。戈氏兴致高昂，一摆手，请吧台换一首柴科夫斯基的王子与白天鹅双人舞。然后说：“先生们知识渊博，也引发了我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发动了“八一九事件”，我被软禁了三天，当我被释放后发现声望渐坠，而当时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的叶利钦的声望大涨。在政变后我被迫将大部分政治局成员撤职，甚至逮捕了一部分。我发起了改革三大运动，一是“加速发展机械行业、赶超美国”。二是“学校电脑化”，推翻前苏联以“重新塑造人的灵魂”为重点的传统教育，造就类似西方社会中的“白领阶层”。由于当时的前苏联还缺乏大规模生产电脑的条件，使这一运动一开始就没有物质基础而化为泡影。三是反酗酒运动，由于运动本身本末倒置，加之社会、官员**，使酗酒越反越烈。

我的戈氏“三大运动”的结局可归纳为以下4个主要方面：

第一，资金、外汇大量损失、得不偿失，民风进一步涣散，出现信用危机。

第二，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大跌，1986?1987年，石油外汇收入减少三分之一，政府黄金储备从1985年的2500吨，降至1991年的240吨。

第三，重大事故连接不断：列宁那坎市大地震；“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沉没，200多名旅客丧生；核潜艇沉没，全体官兵遇难；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重大事故，殃及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波兰等，危害人口达10万之众，直接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

第四，国库空虚、大发纸币、预算出现黑洞、隐性通膨严重、官方统计虚伪，1985年苏财政赤字已达170－180亿卢布。1986年，形势更加恶化，预算已无法完成，赤字已超过500亿卢布。然而社会上却游荡着巨额卢布，构成“雪崩”之兆。

灰鸽说：“这就是1986年你抛出《改革与新思维》（《改革与我国和全世界的新思维》）的时代政治形势。1988年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并宣布苏联将放弃勃列日涅夫教条，允许东欧国家民主化。并将这个政策戏称为“辛那屈教条”。这个政策在东欧于1989年内导致了一系列大多是和平的革命。只有在罗马尼亚发生了暴力事件。这实际上结束了冷战。上述都不重要，最根本的是你的政府人民已经不满意了。西方政府人民不满意可以更迭，任何国家，人民不满意一样要更换。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规律，谁得民心谁就得天下。通俗的说：一群人选出个头来，他要让人满意，就往下当，不满意这群人就要换人。”

戈先生说：“我继任最高领导以后，在外交政策上，常以和平和裁减军备的倡导者的面目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之上，并以积极的姿态与美国对话，不时地提出一些“新的建议”，但美苏关系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极力反对美国总统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遗憾的是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联邦等11个共和国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我于同年12月25日辞职，苏联正式解体。就是那个叫叶利钦的，利用民心，突然发难，矛头直指前苏中央，但首战受挫。1987年10月前苏中央全会上，叶氏对中央发起突然袭击，公开谴责，戈氏“改革无成效”，指责前苏第二把手利加乔夫作风官僚等，意在夺取最高权力职位。但这次叶惨败，被逐出政治局，受公开批判，撤去高职。受到严重打击的叶利钦，痛定思痛，他深知民意仍属于他，因而克制消沉与绝望，汲取社会和民众的关注与鼓励，坚定斗志，决心冒险，将自己置死地而后生。1989年3月26日，前苏联举行人民代表选举，叶利钦违背前苏中央的决定，擅自决定在莫斯科参选并以占选区89.44％的压倒多数选票击败前苏在当地推荐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前苏联人民代表。与此同时，前苏一批正式推荐出的领导成员在各地落选。但叶利钦敢公开违纪律，参加竞选，是因为他知道，他此前的作为已博得了人心，故决心冒险争夺人民代表席位，以取得发言权。一个党员，置党纪政纪于不顾，公开与党抗衡，竟然，能得到90％的群众拥护，当上了人大代表――这是震惊世人的危险征兆，是当时时势造出的风云人物。叶利钦就此挣脱了受挫后的困境，从背水之战中获得了生机，转败为胜了。1991年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十几位前苏领导组成“国家紧急委员会”发起对叶、戈“亡苏阴谋”的反击，企图对叶、戈进行制裁。正在乌克兰南部海滨小城福罗斯度假的我遭到软禁。同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我的因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告苏联人民书中说，我所倡导的改革政策已进入死胡同。但在这生死关头，这些政变领导者没有得到广大群众（包括1500万党员）的支持和响应。8月18日，叶等人在乡间别墅休假，本可轻易就范，但派去逮捕叶利钦的克格勃最精锐的“阿尔法”分队，除组长一人外，全体成员拒绝执行命令，听任叶利钦率军队进入俄议会大厦（白宫），从容组织反击，机场没有关闭，白宫对外电话畅通，使叶可自由与西方各国首脑通话，争取援助。紧急委员会派去攻打白宫的军队，按兵不动，发生倒戈，许多坦克调转炮口，叶利钦竟登上坦克向欢呼的人群发表演说。亚纳耶夫的命令，无人执行，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很多人都选择了支持叶利钦和自由派、民主派，使亚纳耶夫等人的国家紧急委员会挽救前苏联的最后努力归于失败。他们反被叶利钦逮捕。８月２１日，我发表声明，强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继续履行总统职务。”

“8?19”政变失败了，我像被劫持的皇帝，从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叶利钦成了“救国英雄”，成了我的“救命恩人”，“救主有功”，从此大权独揽，成了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无冕之王”。我已完全丧权，被彻底架空。12月23日，叶利钦来到克里姆林宫，同我进行了8小时的会谈，要我交出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发射2.7万个核弹头的“核按钮”、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等。叶利钦保证我辞职后享有包括国家别墅、汽车、警卫人员在内的优厚待遇。在1991年12月25日晚上19时，西方沉浸在圣诞节的欢乐之中，我在总统办公室，面对着摄像机、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讲话。我说：“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性考虑。”“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共和国拥有主权；同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持国家的完整性。但是，事态却是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的，肢解和分裂国家的方针占了上风，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我还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国籍感到不安，它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十分沉重的后果。”

灰鸽说：“在电视中，你神色黯然，语音悲切，前苏创业时的辉煌与此时谢幕的凄凉形成举世难忘的对比。但表情严肃的你以乐观的预言结束了演说：“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迟早会结出硕果，我们的人民将生活在繁荣昌盛和民主的社会中。19时38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克里姆林宫顶上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下降；19时45分，一面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族升上克里姆林宫。从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结。一个昔日的超级大国：苏联已经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