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太后去世后，拓跋宏正式亲政，从此开启了属于他自己的短暂而波澜壮阔的改革之旅。

拓跋宏的第一步就是迁都洛阳。北魏当时的国都在平城，即在今天山西的大同附近。大同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对峙的前线地区，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可这个地方虽然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在当时文化上并不发达，而且因为地处北方山区，干旱少雨，农业很难发展起来。加上当时交通不便，又没有漕运，粮食供给是一个大问题，非常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

对于孝文帝来说，他要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减少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也需要一个文化根基厚实，保守势力薄弱一些的地方。同时也是为了子孙后代的万年之计，拓跋宏曾说“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朕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

当然，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但就首都作为国家中枢，应该便于控制天下这一点而言，长安，洛阳都是远比平城适合行使首都的职能。就如孝文帝自己所说：“国家兴自北土，移居平城，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何况当时漠北柔然的军事威胁还存在的情况下，迁都对于北魏王朝的发展来说是不二选择了。当然，这还与拓跋宏自身有莫大的关系，孝文帝拓跋宏自小就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倾慕汉族文化，这也是决意迁都并在后来执行全面汉化的原因之一。

无论对于哪个朝代或者哪个国家，首都的选择都是关系国本的大事。尤其是在古代那种交通信息及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选择一个怎样的城市作为首都实在事关王朝的兴衰存亡。对于北魏来说，即使没有改革这个课题，迁都中原也是必然的事情。只有迁都洛阳，才能更好的控制已被其征服的广大黄河流域地区。只有定都于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中原腹地，才能更好的被当时占据中原的各民族所接受。同时对于鲜卑族自身的封建化农耕化进程更是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迁都本身又是一个需要极具政治勇气的动作。因为政治自身是有堕气和惯性的，官员们都在原来的首都安好家了，各项组织机构已经运行了几十上百年，大家都习惯了。要打破这种已经形成的平衡以及习惯了的政治结构和运作，面临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在中国那么漫长的历史中，只有两次迁都是成功的，一是我们熟悉的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另外一个就是本文的魏孝文帝迁都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