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不但带来了经济上的富庶繁荣，更带来了民族文化上的大融合，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同时也为后来南北统一扫除了“华夷”之辩。可惜，这样一个光辉的榜样立在那里，可后来的那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还是只知道一个劲的烧杀掳掠。

作为一个雄心万丈的君王，孝文帝当然不会安于只是作为黄河流域的统治者。他的那句“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就是他渴望一统华夏，君临万方的真实展现。为了把北魏的“光明”带给处在“黑暗”中的江南人民，他多次南征，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可最终英年早逝，以致宏图不展。实事求是的讲，与在孝文帝治下的北魏相比，当时南方的老百姓还真可算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其时正是刘宋末年，那些残暴不仁的皇帝的作为真是让人发指，后来建立的萧齐王朝也没安生几年，马上又是内讧四起，民不聊生。

孝文帝还有一个功德无量的政治决定就是“不杀太子母”。这个野蛮残酷的祖宗家法使得他的父祖和自己自小失去母爱，备尝人间孤苦，所以他做出了这么一个人道温暖的安排。可是他没有想到，正是自己这个充满人性光辉的改变，却在十数年后把自己这个帝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说到南北朝的社会文化时，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当时流行的一是玄学，二是佛学。南朝的佛学鼎盛自然是不消说了，在北方佛学的发展其实也是毫不逊色的。

当然在太武帝拓跋焘期间，历史上有了第一次“灭佛”行为。但这次崇道灭佛,引发了比较严重的政治危机。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改变策略,大力扶持佛教。当然,他的扶持不是没有条件的。僧侣们必须得向世俗政权低头, 宗教有很强的麻痹作用,叫人放弃反抗,接受现实。佛教在思想意识领域充当北魏的马前卒，经济方面，拓跋浚设立昭玄寺,表面管理僧侣道士,实际负责南方降民的赋税征管。这招颇为阴狠，以佛祖之名，行管治之实。

到了献文帝拓跋弘手里，佛教事业进一步发展，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信徒。而孝文帝也是非常崇尚佛法的一个君主。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雕刻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就分别是在文成帝拓跋浚在位期间和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第二年开凿的。

其余两个著名的“麦积山石窟”和“敦煌莫高窟”在北魏期间也得到了非常大的进展。另外著名的少林寺，清凉寺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修建的。可以说北朝对佛教的热情的手笔一点都不比南方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