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刘裕是不是当时有必要急着赶回去呢。个人认为也是有必要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先，当时关中的情况就如崔浩所言：“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要治理这样一个民族关系复杂的地区，非一日之功所能奏效；

其次，刘穆之去世后，虽然朝廷依然为刘裕的亲信势力所控制，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刘裕的充分信任而能主持大局。要在长安遥控朝政，如果没有自己绝对信任的人，是很难办到的。而朝廷各项议事奏章如果都从建康来长安请示，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第三，刘裕是否可以如信任刘穆之一样信任徐羡之等人？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古代那种极端的人治环境下，要培养刘裕刘穆之那样相知相交的君臣关系非朝夕之功，何况当时晋廷还在，刘裕自己尚且还处于人臣位置。而且后来徐羡之等人擅行废立，也证明军国大事非可轻托他人；

第四，当时虽关中初定，然人心未服。北有野心勃勃的赫连夏国，东有虎视眈眈的拓跋北魏。如果北魏击河洛，赫连夏攻关中，那么只要稍有差池，便首尾不能顾。且刘裕留镇建康的刘义符非有命世之才，时间一久，必会生变；

第五，刘裕此次夺回关中，离当年长安陷于胡人之手已达一百一十余年，物是人非。他的部下皆为南人，对北方的生活环境很不适应，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收服人心，建立统治秩序，那么自然须长期滞留，这样的话必然导致军心不稳。

刘裕仓皇南返，其轰轰烈烈的北伐在大好形势下，最终的结果却是功亏一篑，徒使后世嗟叹。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北伐中，除了民国及朱元璋的北伐之外，刘裕的北伐是最为成功的了。这一方面得益于刘裕自身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有一个较为稳固稳定的大后方。如在东晋先后有祖逖、庾亮、桓温及殷浩进行北伐，基本上都是个人或者地方性质的北伐，不能举全国之力，自然结果不会好到哪里去。

刘裕南归之前，对关中的事务做了安排，其中有一着深为后世所诟病，据《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关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长安，王镇恶功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柳之捷，与镇恶争功不平。裕将还，田子及傅弘之屡言于裕曰：‘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裕私谓田子曰：‘钟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故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

司马光对此的评价是：“古人有言：‘疑则勿任，任则勿疑。’裕既委镇恶以关中，而复与田子有后言，是斗之使为乱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

司马光虽然说的不无道理，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军中没有一个特别出众，又深得刘裕信任的人。就说王镇恶吧，虽然“意略纵横，果决能断”，但为人却甚为不堪，“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当然，这也许是王镇恶学当年萧何自污以去人主猜疑。但这时王镇恶并非一人独大，且他并不知道几个月后刘穆之病逝导致刘裕急促南归。而且王镇恶之贪是有前科的，当年在平司马休之时就因贪掠“蛮”财而丢了破江陵擒休之的头功。王镇恶既然为一贪鄙之人，自无法统帅众将。即便以关中相托，结果肯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后来割据的几率很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人事方面，刘裕远不及刘邦，也不及刘备及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