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开始，中国**和苏联**，两党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两党之争白热化之后，又发展为两个国家之间的激烈矛盾，乃至军事上的对抗。到1964年两党两国关系已经全面绝裂，甚至两国边界都有重兵对峙。1960年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就己经撤走，并且带走所有技术资料，苏联也不再供给设备和器材。由于苏联专家的撤出，中国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一时间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一些科研和投产项目纷纷被迫停止，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些项目纷纷下马。

1962年开始，中国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破坏状态开始恢复，到1965年人们的生活状态基本得到全面恢复。国家的元气也逐渐恢复了，发展国防建设这一重要事项又提到日程上来。苏联断绝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使得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遭到很大的挫折，现在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发展，这就面临很大的困难。面对美帝和苏修的军事威胁，中国国防工业急需得到发展，中国急需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体系，一些落后的武器装备急需得到改进，我国必须要独立自主地开发研制和生产一批军工换代产品。1965年六月初，吉林国营××厂承担了一项军工换代产品的研制任务。为了尽快和保质地完成任务，国家对各重点军工生产单位派驻军代表。××厂派来以陈政委为首的军代表组，负责该厂的新产品研制和生产。

陈政委在部队中算是儒将了，他是中学生参加了新四军，当时算是稀罕的文化人，他由战士而逐渐提升为指挥员。在战场上最能发现和锻炼人才，在战场上指挥作战，不但是要智勇双全，还必须要实事求是，若是在战场上玩花枪、耍嘴皮子，那就要被敌人无情地消灭。在部队南征北战的锻炼中，使陈政委养成了实事求是的实干精神和大无畏的工作魄力。军代表组带着研制新产品的任务来××厂，先听取厂领导的汇报，然后在讨论中提出，人才问题就成为第一课题。负责技术生产的赵副厂长对全厂技术干部了如指掌，他翻来覆去的比较，最后他对陈政委汇报说：

“这一换代产品的研制，必须启用黄玉林。我们厂虽然技术干部很多，可多数都是不学无术。有几个业务能力不错的，可是人家一心要调回南方，不能安心工作，这几年困难时期把人都搞疲沓了。这个黄玉林也是名牌大学毕业，他虽然不会搞人际关系，可是搞业务的天资极好，很刻苦，业务能力很强，这些年他当了右派分子，他的精力更是钻到业务里面去了。”

“怎么？他是右派分子？！”陈政委颇感意外。

“他是反苏型右派分子，现在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我看他的反苏观点也不算啥问题了！”赵厂长又继续说：“这个人我很了解，对于本行业，从理论基础到产品设计和生产加工技术都有很扎实的基础，他对工艺和设备也都是很有功底，许多好产品的技术性能和各项指标，他都是了如指掌。他可是个难得的人才啊！在技术方面我就认准他了，在政治方面请陈政委再仔细研究一下，请陈政委作决定吧。”

赵厂长说到这里停下了，陈政委稍作思考就提问道：

“现在这个人的精神面貌怎么样？对党还有抵触情绪吗？人际关系怎么样？”

“我正要说明这些问题，黄玉林性格沉稳，可以说为人很正派，打成右派后照样勤勤恳恳地工作，从没有听说他有抵触党的言行表现。他人际关系很正常，很随和，我可以保证，他决不会在思想情绪上出问题。”

“那就很好！我再继续了解一下情况。”

这两三天的时间，军代表看了黄玉林的档案，又收集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意见，陈政委真是军人作风。很快就在党委会上表了态：

“……什么***‘反苏右派’，我看他黄玉林反苏反的好！那苏修本来就不是好东西，要不是他们背信弃义的搞我们，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陈政委是军人出身，说话直爽又较为粗鲁一些。他接着果断地说：“如果黄玉林是其它类型右派分子，我还不敢做主。可他就是个反苏问题，那我就可以做主了！我提议立刻摘掉黄玉林同志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任命他为新产品研制负责人；立刻成立《602工程》攻关组，黄玉林任组长，全权负责《602工程》的研制任务。……”

陈政委就像在战场上指挥作战一样，当机立断地发出命令，并且雷厉风行地去执行。

在全厂的职工大会上，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的金厂长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体同志，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出新贡献，要为国防工业再上一个台阶立新功。一定要将上级下达的任务《602工程》按时保质完成。接着陈政委讲话：

“……**说，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为了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为了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党中央下定决心，要建设我国独立自主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体系。现在苏修卡我们的脖子，撤走专家，带走一切资料，不再供给我们设备！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依靠任何别人，**说要‘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还说‘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也能办到！外国人不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也要办到！’为了建立新中国，无数的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了保卫新中国，我们就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就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将我国的军工建设搞上去！我们全厂同志要齐心协力，鼓足干劲，一定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602工程》，拼着命也一定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使命！……。”

最后他郑重宣布说：

“现在我代表厂党委、军代表组宣布一个决定：

“一、摘掉黄玉林同志右派分子的帽子，恢复工程师的职务头衔。

“二、任命黄玉林同志为《602工程》攻关组第一负责人，全权的负责该新产品的开发研制任务。”

这时台上台下突然安静得鸦雀无声，都愣在那里。有些人这时才注意到，黄玉林已经前排就坐，和军代表及厂领导坐在一起。陈政委接着说：

“黄玉林同志被错划为反苏型右派分子，我看了一些有关他的反苏言论的档案资料，我认为他反苏反得好！反得很有道理！”陈政委说到这里情绪很激动，声音很洪亮，还作着有力的手势，接着又说：“东北人民都知道，苏联红军的军纪确实不好吗！我们就是要尊重历史的事实！┅┅”

有人说在中国，政治就在当权者的嘴皮儿上，咋说都能说出道理，只要是当权者，他说的就是正确的。陈政委还在很激动地接着说：

“苏联的产品就十分完美吗?没有毛病吗?我看苏联产品不咋样！又大、又笨、又费油，噪音更大。**教导我们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就是要用两点论的方法看待一切事物，苏联专家设计的图纸我们可以学习、参考和借鉴，可是苏联的图纸和设计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也要不断改进吗！我赞成黄玉林同志的意见，我们既要学习它，也要改进它，要在它的基础上搞出我们独立自主的一套产品来！我们一定要用独立自主的技术和力量把我们的国防工业搞上去！”陈政委态度激昂地说着，然后将话题一转，接着说：“好！我先讲到这儿，我提议让黄玉林同志代表《602工程》攻关组讲几句，大家看好不好啊?！”

这时台上台下响起一片热烈而持久的掌声，程蕙兰开始也愣在那里，听陈政委说完也跟着使劲地鼓起掌来，还激动得满脸通红，她的脸上布满开心的笑容，她甚至还不时地用手背抹着眼泪。这些都被王姐看在眼里，王姐捅了小程一下，她笑着小声地对小程说：

“小程啊！要轻点拍手呀！要是把手拍肿了，可就拿不住筷子了！那咋吃饭哪？”

这时小程才知道自己高兴得都得意忘形了，她不好意思地伸手轻轻打了王姐一把，引得周围的人们都笑了。

在开动员大会的前两天，陈政委和赵厂长已经找黄玉林进行了谈话。赵厂长和黄玉林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的作风和性格有些相似，他们都是重视业务技术的人。他们工作关系交往密切，个人关系也很好，他们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很有共同语言。赵厂长很重视黄玉林是个业务人才，黄玉林在工作上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特别是愿意学习新技术，能够掌握本专业的前沿动态和各种新产品的性能指标。黄玉林不但业务能力很强，而且为人很正派，从不参与人际关系间的勾心斗角之事。黄玉林被打成右派之后，还能基本保持正常情绪，他的精力更是集中于技术工作了，依然任劳任怨地勤恳工作。

在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明确分化了，就是分为政治型和业务型两种趋势。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使得一批政治型知识分子应运而生，政治型知识分子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他们精明强干，家庭出身好，没有历史和现实的污点，就是所谓的根红苗正。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过考验过关后，都已经入党了，所以都能居于领导岗位，他们都不作具体的技术业务工作了。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本身多数都不能做到客观性和公正性，所以一些政治型知识分子都不能比较客观真实公正地看待和处理事务。当然那时中国的情况很复杂，一些人被推到政治浪潮的浪尖上，他们也只好顺应潮流而行，也许在他们的心中并没有丧失良知和真理。有些知识分子本来就不适于作技术工作，或者他们无暇作具体技术工作，他们专心向政治型方向发展，他们就有机会当领导。而业务型的知识分子，不喜欢参与政治运动，由于他们善于客观真实地观察和处理事务，喜欢实事求是，这正是做科研和生产工作的基本素质，所以能很好完成生产和科研工作的各项任务。但是因为政治立场不鲜明，在那个年代容易受到批判和压抑。

黄玉林业务能力很突出，是科研和生产的骨干力量，可这样人往往性格孤傲，他们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去靠近组织，甚至对那些政治方面积极向上的人敬而远之，尤其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喜欢埋头搞业务。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政治业务兼而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