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怀帝及其太子先后蒙难之后，唯一的嫡系血亲豫章王司马端也落到了石勒手中，最后的宗室亲王中，司马邺算得上是地位最高的一位，已经把地盘丢了个一干二净，只剩下身边亲兵的豫州刺史阎鼎，护送着司马邺，与贾郡长派来护送的军队，接上了头。而此时，被匈奴兵的残暴所深深刺激的晋朝官员们，终于暂时摒弃前嫌，为了自保而走到了一起。

以冯翊郡长贾疋为首的晋朝在关中地区的官吏自发组织起来，聚拢兵马，向盘踞在长安和关中地区的匈奴兵发动反攻，河内王刘桀和中山王刘曜（没错，刘曜又升官了，从始安王晋升中山王）。先后被击退，新晋的中山王一口气退回匈奴人的首都，把之前打下的关中土地全吐了出来。

实事求是的说，贾疋郡长（内史）等人再一次证明，中华只要自己不没事找事的瞎折腾，蛮族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的，因为在他们手下狼狈而逃的，是未来汉赵帝国的二位皇帝（刘桀，汉灵帝，刘曜，汉赵帝国的末代皇帝），几乎集中了刘聪手下最主要的嫡系力量，而就在关中形式大好，长安光复再望的时候，中原又传来了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王弥死了。

事情还要从洛阳城陷之后说起，王弥和石勒等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焦点就在于如何处置这座庞大的帝国首都和这些首都的子民。王弥造反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虽然是一名在晋朝这个体制内利益受益者，但是在正常渠道下是无法满足自己的期望，因此毫不犹豫的抛弃家产和盗贼混在一起，随后又投靠在刘渊帐下，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目的不是破坏，而是满足自己对于权力和征服的快感。

而对于石勒，刘曜等人而言，洛阳代表着晋朝乃至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典范，作为蛮族领袖，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庞大的城市，壮丽的建筑究竟对于自身有什么用处，更重要的是，在于对于自身实力的评估之后，认为这座城市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守住的。

因此，才有了之后对于洛阳有计划的洗劫，焚烧以及对于被俘人员的大规模屠杀，目的就是彻底摧毁洛阳作为一座城市的功能，使得这里成为一处荒芜之地，其背后的心理动机也很简单，那就是“我得不到的，也不能让别人得到”。

文明被野蛮征服之后的悲哀，往往就在于文明的价值是无法被野蛮所认知，而所谓的融合，也总是建立在鲜血和杀戮之上。

王弥年轻时候到过洛阳，亲身体会过洛阳作为一座帝都的繁华，也明白这座城市在华夏心中巨大的价值，但是在这个拳头决定话语权的时代，他的建议无人听取。

石勒并没有忘记王弥这位运动战的天才，确切的说是没有忘记王弥手下精悍的军队，借口着剿灭各地起兵自保的“盗匪”，石勒盛情邀请王弥吃饭，吃到一半，手起刀落，汉赵帝国大将军王弥身首异处，部众被汉赵帝国镇东大将军石勒吞并。

王弥，一名来自山东地区的富二代，本着玩票和叛逆的精神积极投身对晋朝的“造反”运动，虽然屡战屡败，但是发挥不怕失败，坚持到底的精神，积极主动在“敌后”打游击，所过之处，旷野千里，他毁掉了关东这个晋朝主要的根据地，摧毁了位于洛阳附近和背后富庶的村庄，使得洛阳攻防战的局势彻底改变，最后得到大将军的官衔，然后又被人通道大佬用“黑吃黑”的方法做掉。

对于这样的人，已经无法用什么词评价，死有余辜，罪大恶极是晋朝方面对于他的评价，而单从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他也着实是一个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好了自己反派角色的二流演员。有些人注定流芳百世，而有些人自然要遗臭万年。

至此，凉州张氏家族未来的三大对手相继登场，建立前赵的中山王刘曜，建立后赵的石勒，以及那个慢慢向东移动，目前还不为人所知，日后要震动整个华夏大地的蒲氏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