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原本亡命的目的地是日本。但是，到达日本还不到一天，我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不得不改变了计划。“朝总连”来的人以保护我为名，一刻不停的在我周围，我根本没有脱身的可能。

我怀疑金正日似乎看出了什么，然后发了特别指示，密切集中监视我，使我不得不决定在下一站中国开始亡命。我亡命开始的确切时间是1997年2月12日上午9点。

当时，我和金德弘（？？？）走进了韩国驻北京总领事馆附近的一家酒店百货店去买东西，那不过是个借口，事实上我们是去会见帮助我们逃亡的人，商量亡命事宜。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对，金德弘就是那位和我一起亡命到韩国的人。这里对他做一个简单而必要的说明。

我在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将他安排在了教务部，任大学事务总管。后来我回到中央党，他又随我到中央党，负责实际事务。他是个非常优秀人，深得我的信任。他在思想上也与我是同路人，是我的主体思想的信奉者和积极的宣传员。他也十分理解我的思想的真谛，并且同我一样十分痛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对我思想的滥用，以及金氏父子的反人民和傲慢。

我们是比兄弟更加亲密关系，一起走上了亡命道路。亡命的具体行动都是金德弘负责的。我们在与帮助我们的人简单商议后，坐出租车进了总领事馆。在总领事馆前，接到口信的职员们正在等我们。

他们为我们引荐了总领事，“黄先生，快请进”，我紧紧握住了总领事伸出来的手，之后坐在总领事的对面，我说明了亡命的理由。

我是拥有50年党龄的朝鲜劳动党党员，期间我受到了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袖的关怀和照顾。

所以，个人来说，我对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导人应该充满感激，并且绝不应该有别的想法。虽然现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朝鲜政治上十分团结，立刻崩溃的可能性很小。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却抛弃所有决心亡命。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以及所有认识我的人会不会认为我是疯了，我自己也会觉得我像是疯了。

问题在于，如果只有我自己是在发疯，那么让我发疯的理由是什么？

民族分裂已经半个世纪，两方都说要统一半岛，互相敌对，北朝鲜还一直声称要将南韩变成一片火海。

该怎样解释这一群失去理智的人呢？

还有，工人、农民正在忍饥挨饿，当局却宣传说要为工人、农民建设理想社会，他们才是失去理智的人！

不是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民族同胞正在挨饿，（韩国民众）对此完全不理睬，反而上街游行，我对他们也无法理解。

苦恼再苦恼的结果，是我决定离开北朝鲜，去南边与（韩国）同胞们协商。我会带着将我的民族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思想，将（朝鲜半岛）问题的幅度变大。

我已经将我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至于历史的评价，就交给历史。我的余生已经时光不多，我已经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也没有站在哪一个阵营为他们牟利的想法，我也不想长命百岁，我倒是希望因我而死的家人们诅咒我活不过今天。如果可能，希望在我死之前为了南北的和解和统一尽最后一份力。

这次访问日本，受到“朝总联”的热情款待，对他们我十分感谢，同时感到十分抱歉。所有认识我的人，我希望他们都诅咒我死。同时对在中国工作的（朝鲜）同志们表示抱歉。

韩国驻北京大使馆向北京政府通报了我和金德弘逃亡的消息，那是11点30分的事情。下午5点30分，韩国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接到我和金德弘的亡命申请。

申请亡命时，我和金德弘最担心的是中国政府是否承认我们的亡命。我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也一直为了中国和北朝鲜的友好关系而努力着。

所以，我不怀疑中国的首脑层对我的印象不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我是没有金正日重要的，如果金正日强烈反对，中国很有可能将我们二人遣返北朝鲜或是送到第三国。

后来通过报道大家都知道了，得知我们亡命的消息后，北朝鲜派出了数百名保卫部要员，企图穿过中国警察的警戒网，进入韩国驻中国大使馆。不过，两次努力最后都失败了。中国政府动员了1000名武装警察以及装甲车来强化大使馆周围的警备，显然中国政府为了这件事也费尽了心思，他们也不希望事情最后演变成发生在中国的国际丑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几年前在平壤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一位北朝鲜人向驻平壤的俄罗斯大使馆提出亡命申请，但是被北朝鲜保卫部要员射杀了。北朝鲜显然这次也想采取类似的方法射死我们。了解到北朝鲜保卫部意图的韩国大使馆方面也在保安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措施。

但是这并不代表危险因素就完全消除了。我和金德弘的房间对面是刚果大使馆，而刚果和北朝鲜一向关系友好，北朝鲜是否会利用刚果大使馆对我们实施射击？这种不安感也让我无法完全安下心来。

为了我们的安全，韩国大使馆向中国公安部要求加强大使馆周围的警备，还在窗户上铺了一层铁皮以防止外部的射杀，以做到万无一失。大使馆的这些行动让我们稍微安心，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见不到阳光了，即使大白天也要点灯才能看清。

我们也不可能希望去使馆外就餐了。除了每周一次的洗澡，甚至我们连房间都不出去。不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为了防止北朝鲜往食物里投毒，大使馆不再吃外面进来的食物，即使是内部做的食物也要提前检查。2月21日，韩国政府专门从韩国国内派遣了一个料理师。

生死就悬在几天之间，是不可能不精神紧张的。听到中国政府要与韩国协商我们逃亡一事后，又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全起来。即使吃了安眠药，妻子和孩子的身影还是从脑海中挥之不去，完全无法入睡。

再次起床，再吃一片安眠药，才算闭上了眼睛。我想，像我现在这样担心家人一样，家人同时也一定在担心我，想到这些真的要疯了。我向德弘倾诉，眼泪也留了出来。

德弘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人，还安慰我说，“大哥，不用太担心家人了，到了首尔会有解决办法的。”听到那些话，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心还是被对家人的担心占满。

我曾经和德弘一起起誓，即使牺牲我们的家人也要救我们的民族，但是现在开始亡命后，我却又担心起家人来，倒是德弘对自己的家人能够一句不提。这样想来，我是否具有当兄长的资格？我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意志？我羞愧的低下了头。

为了不再看到家人的照片，我把它们放到了箱子最底下。但是，脑海中家人的脸庞是放不进箱子里去的。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对他们的想念就更强烈。大使馆方面知道我喜欢甜食，专门准备了许多糖果。

我和德弘一起吃糖时还没什么感觉，一个人吃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小孙子。已经两岁的小孙子看到我吃糖都会张着小嘴“啊”、“啊”的向我要糖吃。

吃饭的时候也会那样，“啊”“啊”的让我喂他。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愧疚的告白：如果有朝一日我回到平壤，就不会将吃剩下的糖留在大使馆了。

大使馆的职员们也看法不一，有的说中国政府会按国际惯例处理，也有的说不知道会不会拖很久，我问会拖多久，答案是6个月到1年。

不过职员也说，韩国大使馆虽然位于北京，但是相当于韩国领土，中国政府是不会强行进入逮捕我们的。我说，“那样就好，如果6个月或1年后不能亡命韩国，我们会自己结束生命，我有心里准备”。很奇怪，逃离平壤后，反而觉得内心更加镇静，意志也更加坚定。

一天之后，2月13号，我从大使馆职员那里得知了北朝鲜的声明，声明中说：韩国绑架了金德弘和我，韩国要付出代价。

中国政府也第一次发表了意见，中国表示将推动相关国家冷静处理这件事。

韩国外务长官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