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见到我们的人都会安慰我们，我觉得减少担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件事情做，于是就开始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件。

一旦开始，我对金德弘的佩服又加深了一层。他坚信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为了帮助和安慰我费尽了心思，做出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努力。

德弘每天晚上都会收听南北两方面的广播（虽然信号不太好），然后向我复述大致内容。为了我的健康，他还不断向大使馆方面要这要那，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和他数十年间像亲兄弟一样走来，两家人也认定我们两人是结义兄弟。通过这次事件使我明白，他对我来说，不只是兄弟，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大使馆职员们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韩国政府还专门派遣了医生为我们检查身体。

陆续从世界各地传来了激励我们的消息，在首尔的平壤商业学校的同学和弟子们，南韩的亲人们，夏威夷大学的GlennD.Paige教授……心情渐渐安定下来，但是接下来，就在眼前，又发生了一件对我冲击很大的事。

首尔的一家主要新闻社公开了我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之间的秘密信件及相关的文章。我非常吃惊，吃惊得都能听到心跳。这些有可能将我变成中国政府和北朝鲜政府的间谍。

好在首尔新闻社发表的文章是我在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时为了对外宣传而写的，并没有获得朝鲜政府批准，而且受到批判，这样以来我的间谍罪就没有被认定。

但是当时确实很不安，因为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的通信中提到了许多北朝鲜的秘密。凭这些文件，北朝鲜是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逮捕我这个“间谍”的。

1996年11月10日，我和德弘给帮助我们亡命的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在手册纸上完成的，但是那封信却一字不改的被发表在报纸上了。从1997年2月开始，新闻上出现我和德弘实施亡命计划时的信件。

在北朝鲜，到处都会被监视，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对话，我和德弘就以散步为名，写了一些书信。

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最终会怎样，我感到十分不安，只有靠信念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我也决定在生日那天（2月17日）给妻子写一封遗书。

亲爱的‘朴胜玉’同志：

我瞒着你，抛弃你，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但是我感到的还是我十分爱你，我与你的生命无法分开，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每当想到你因为担心而低下头的样子，像我这样没有人情的人也快要疯了。

智贤（黄长烨孙子）被爷爷骂，但是还是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就向爷爷表示抗议，躺在过道的角落里；我向智成（黄长烨孙子）示好，为讨他的喜欢给他讲笑话。想到他们，我的心都碎了。

因为我，你和我们的孩子们都会遭受无尽的迫害，甚至死亡，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我背叛了我最爱的你、儿子、女儿、孙子们。我不祈求你们的原谅，我请求你们最恶毒的诅咒我。

我背叛了所有依靠我、信赖我、我最亲的人。你们应该骂我“不是人”，我只能内心痛苦，无法向你们谢罪。我不应该再苟活下去，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果现在我能在平壤该有多好啊！你们在那里，我想见到你们。如果朝鲜劳动党宣布结束现在的非正常体制，实行改革开放、和平统一的道路，即使都是为了逮捕我而实施的策略，我也会回到平壤，回到家人中间。

与最爱的人生离别，我的内心十分痛苦，我不知道这样的我还能活多久，我的余生只想为民族而活。

“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

我想让你知道，我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

我最爱的朴胜玉同志！

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但是我真不知道我何时会死去，所以给你留下这封遗书。

1997年2月17日

北京韩国大使馆内

黄长烨

写完遗书后，我本来就沉重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即使我活着，此生恐怕也再无法见到妻子和孩子们了，这种痛苦一直折磨着我。

我更努力的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稿，这么做哪怕只能稍微缓解一点痛苦。文稿是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写就的，许多地方不通，要修改的地方很多。

我先修改错误很大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认为“只要有一点错误也要改正”的“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虽然这么想，但是写字时总是有杂念蹦出来，心情无法平静。

工作完后，躺在床上还是睡意全无。我每天都会向医生索要安眠药，后来医生说长期服用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不再给我药了。

但是，不要说对身体不好，我甚至没有再活很久的想法。我对医生说，我能再活一年就行，接着向他要安眠药。

北朝鲜想强行抢回我和德弘，但是失败了。中国也发布公告，说韩国并没有绑架我们。北朝鲜又发布公告，“变节者想走就走”。

所以，我发表声明，我和德弘不是民族的背叛者，而是金正日和他追随者的变节者。很巧的是，北朝鲜发布公告宣称我是变节者的那天，正好是我的74岁生日。大使馆还为我准备了生日party，我知道后请他们终止了。

“现在家人生死未知，怎么能举办party呢，请不要再准备了，举行生日宴会只会更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