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德弘对我说，

“大哥如此深爱着家人，却下决断离开和牺牲他们，我会保持这“管鲍之交”的心态毕生伺奉大哥的”。

“谢谢你，德弘，你的话比任何的生日宴会都让我高兴。事已至此，我们只有抱定必胜的信念……”

“大哥……”

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使用过“亡命”一词。当年我支持北朝鲜体制时，梦想着靠北朝鲜的主体思想统一祖国，对我而言，不只是北朝鲜，南北方都是我的祖国。

但是现在，我反对北朝鲜和它的统治者，来到南部韩国，从此，对我来说，全部朝鲜半岛仍是我的祖国，但是统一的主体已经变成韩国了。

问题是，以北朝鲜为主体的祖国和以韩国为主体的祖国有什么差别？

都是以全部朝鲜为祖国，这一点不会有任何人有异议。那么，从祖国的北部土地来到南部土地怎么能说是亡命呢，对这一点我感到不满。亡命指的是背叛自己的祖国去它国。

然而，现在国际上已经承认南北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称为亡命才符合国际惯例。我虽然不满，也不得不接受“亡命”这一提法。

雪上加霜，又传来了邓老逝世的消息，邓老被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诽谤和骂他。但是在我看来，邓老是将走苏联之路的中国拯救了的伟人。

我很遗憾，不能和处在国丧中的中国朋友们分担痛苦。如果我现在在平壤，应该是奉金正日的命令，去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吊唁。几天后得到消息，金正日对邓老之死没有吊唁。

我对金正日的评价是，“是非不分，道理不明，使一匹脱了缰的小马崽子。”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调查了我们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同时也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表示将妥善处理。

3月14日，中国总理李鹏召开记者会，表达对这一事件的中国立场，韩国政府将在1个月内将我和金德弘转移至第三国。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则像是流干了身体的血，吃饭时不像吃饭，睡觉也无法入睡。

3月15日听到消息，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谈判达成协议，将把我们送往菲律宾。

大使馆员工安慰我们说，“时间会解决问题的”。话当然没错，我也知道。但是，另一方面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反而更沉重。1997年3月18日，在韩国政府的积极努力和中国政府的着想下，我和德弘被送往菲律宾。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菲律宾，都是与家人分开，都差不多，但是我的心情却并非如此。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无法知道家人的情况，我自己也生死未卜，但是可能因为离平壤近一些的关系，我觉得更安心一些。

听说要跨海去菲律宾后，我对家人的思念更急迫了，就像把脸放在剃须刀上一样(直译，两者有可比性吗？)。

即使我死两次，即使家人都牺牲了，我也要推翻金正日政权极其追随者，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欲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但是，与之前的自信满满相比，我突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什么做错了？

大女儿常说要沿着我开创的主体思想创作伟大的文学作品，二女儿从事免疫学研究。她们都将很有出息，现在却因为我要牺牲了。我将来能做到的事情，会比她们做的更重要吗？

如果不是，我的行动首先在道德上就说不过去，还不如直接在平壤丢掉脑袋。再加上如果还没有完成使命就死去，我的罪就更大了，为此我非常苦闷、痛心。在那段苦闷的时期，这些是我常常思考的。

“这样，以后我努力避开金正日的魔掌，同时努力推翻他。”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我们登上了开往菲律宾的飞机，虽然内心已经下定决心，但还是坐立不安、不知所措。

我抖擞精神。在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菲律宾政府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同时无数的记者也已经赶了过去。

菲律宾政府也很紧张，当天下午就用直升机秘密的转移我们，我们的住处也是里三层外三层保卫森严，保卫部队的负责人每两天向我们通报一次情况。对菲律宾政府，我真的很抱歉，不过，在菲律宾的第二个住处真的很不方便。

被菲律宾保卫团长称作别墅的那个地方，位于湖水边，我和德弘共用一个房间，在那个房间也看到了空调。一同前来的韩国要员们共同住在一个厨房兼卧室的房间，房间里放了几张床。当然，当时不是该抱怨条件差的时候。

我意识到很多人在尽他们所能的照顾我们,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杰出的人.所以我告诉自己不应该再担心或忧虑了.

几天后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内心安静下来了。在北京时，每天都是韩国和北京方面的消息，神经很紧张。菲律宾并没有将我们的消息泄漏出去，我也安心了。我请保卫团长向菲律宾当局转达了我的谢意。

没有特别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夜里12点以后睡觉，第二天5点就起床。但是在北京就没能这样，到了菲律宾后又恢复正常了。还有，既然已经离开北京，我也更加坚信一定能到达韩国。

那天，3月23日，也是我写誓文的日子。对家人和同志们所犯下的罪，即使一点也想偿还，以后我会全力为了祖国统一而奋斗。从那一天开始，我和德弘全身心的投入“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的工作中去。

在北京，德弘通过晚上听广播来了解韩国的情势，然后告诉我。但是到菲律宾后，除了从阅读当地新闻的职员们那里了解消息，我们就无法获得别的情报了。通过与大使馆职员的对话，我感到韩国社会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到那时为止，（从为我们亡命拉线的人那里）我们虽然被告知韩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情况复杂，但是并未从话中听出还包含着“有一股韩国势力并不希望我们来到韩国”的意思。

现在到了该让我们了解的时候了，来找我们的人和大使馆职员将韩国的情况详细介绍给了我们。听后，我们茫然若失。

为什么？因为跟我们预想的情况完全不同。

他们向我们介绍韩国社会的多样性时，我们都用心在听，我们当然不想听后失望。

“将来到了韩国，如果遭受没有预想到的对待，绝对不要在意。既然决定为祖国统一献身，努力做事就可以了。”

我长久以来作为一个思想家在工作。所以在思想方面我有自己的尺度。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了民族统一而努力的人，就是进步的，反对的人当然就是反动的。

所以，我有准备。那些自称进步人士，实际上却在非难我的人的话，我没有必要听。金正日那么可怕，但是我无视他，来到了韩国。如果我害怕金正日及其统治北朝鲜的追随着们，我也就不可能来到韩国了。

我们――我和德弘――害怕的事情是我们自身意志的脆弱，或者说失去内心的最后一份义理；至于敌人，无论多么可怕，我们都不会畏惧。

4月1日，菲律宾外务长官SiazonDomingol谈到我和德弘，他说中国和韩国方面要求收容我们“一个月的滞留”。那就是说，考虑到中国的立场，我们将在菲律宾待上一个月。我已经完成了修改“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文稿，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接下来我还写了到达首尔即席发表的讲话稿。

最后，4月20日上午，我们很早就从菲律宾出发，下午到达首尔。在我想念的（韩国）男女兄弟（指韩国同胞）前我发表了到达声明。

“我离开故国的北方，现在来到了南方。对于允许我的申请，以及为了我平安到达而做出努力的韩国政府，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向热情欢迎我的亲爱的国民们表示真挚的感谢，对按照国际惯例处理（我们）这一事件的中国和菲律宾政府表示感谢。（后略）”